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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台湾升学体制下形成的士大夫观念，以考试成绩为唯一标准来评判一个人的高下，在这种科层里，从小学起一路到拍《推手》之前，我所处的地位始终徘徊在吊车尾阶段，反而是一种解放。到了艺专，我第一次可以抛开以往的价值观，像个新生儿般地重新开始。走上这条路，是一种原始的冲动，非做不可。
在我生活的环境里，我的自尊一直很低，从台南一中起我就觉得不如人，到了艺专，社会上又觉得不是好间大学。毕了业，服兵役剃光头，又被女朋友甩掉，女友进入社会往前走了，我还是阿兵哥。到了伊大，都是美国人，话也听不太懂，朋友也没法交，个子比老外瘦小，台湾留学生又多是念理、工、医、农的高材研究生，我是唯一念戏剧的大学生。虽然努力地吸收，但仍自觉处于很低的位置，要进入世界闯出什么，好像是不可能的事。
可是一到电影系，就不一样了。
我最愉快﹑最充实的日子，就是1980年到1983年在NYU的求学时光。一拍片就很快乐，会想很多点子实验。学校经常放犹太假，有时我搞不清楚，到了教室一个人都没有，我第一次觉得放假心里不高兴就是在NYU。以前上学放假是最高兴的，现在不想放假是因为心里想学，想多知道些。放假不上课，我觉得损失了一天，心里头真的很在意。
纽约大学期间，我拍了五部电影，二年级拍的《荫凉湖畔》曾获金穗奖最佳剧情短片及NYU的奖学金。我受到肯定，再接再厉，用尽手边一切资源，筹拍了《分界线》（FineLine）。叙述纽约运河街南北分别住了不同种族的人，一边是华人，一边是意大利人，因某事引起两种人在纽约四处流窜，以故事搭配我在纽约各处拍摄的街景。为了这部毕业作，我自己打工、父母资助、女友惠嘉赞助，共花了一百多万台币。
记得拍摄《分界线》的头四天，我兴奋得睡不着觉。到了最后阶段，还差八千多美金，我就从惠嘉的账户里直接提了来用。那时她在伊利诺伊大学当助教，因为要交税，所以存折放在我这里。奇怪的是，我一点愧疚感都没有，事后我跟她说起这件事，她也仅只哦地应了一声，表示知道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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