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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月中旬，在一片抗议声中，波兰统一工人党召开二届七中全会，由奥哈布正式接替3月在莫斯科突然去世的贝鲁特，担任第一书记。奥哈布一方面支持苏共“二十大”的决议，表示配合“赫鲁晓夫同志”向个人迷信进行斗争，“遵循列宁在恐怖不再是必需的时候就放弃恐怖的范例”，消除“过分集中化”，“恢复并发展党内民主”，不能压制任何批评；但另一方面又对“滥用批评自由”和“敌对的宣传”提出警告，可见其瞻前顾后的矛盾心理。会议对“波兹南事件”作出分析：波兹南事件首先是波兰社会存在的矛盾所导致的结果；但某些“敌对分子”利用了这个事件或者是可能利用了这个事件。总的来说，奥哈布对“波兹南事件”的评价是比较客观的：“我认为极大部分的责任要归于中央和地方领导者的官僚主义和愚昧无知。”⑥“全会对国内政治和经济形势进行了认真的分析，认为工人阶级的不满有着深刻的根源，并在这种认识上作出了应当扩大工人权利的决定”，以“一定的方式”允许工人自发地组织起工人委员会；扩大议会和地方政权的职权范围。⑦还作出了一个重大决定：将已释放出狱的哥穆尔卡召回中央委员会。在这次会议上，党的高层斗争激烈，以奥哈布为代表的一派主张在党内外进行政治改革，但遭到死抱斯大林主义的顽固派的坚决反对。在党内斗争进行的同时，社会上的反抗运动还在继续发展。8月25日至26日，在天主教会强大的精神力量的感召下，一百多万波兰人民举行了一次集体朝圣活动，这表明人民决心以宗教朝圣对抗政治朝圣。10月19日，波兰统一工人党召开二届八中全会，拟应对形势，商讨政治改革；奥哈布提议哥穆尔卡等曾遭受斯大林主义清洗的前波共领导人重新加入中央委员会并建议由哥穆尔卡担任党的第一书记；而亲苏的国防部长罗科索夫斯基（虽然是波兰人，却拥有苏联国籍）等保守派被排除在新的政治局之外。赫鲁晓夫获悉波共会议的议程，非常恼怒，认为波共走得太远了，已偏离了苏联指定的航向，于是立即作出紧急反应。会议当天，以赫鲁晓夫、卡冈诺维奇、米高扬和莫洛托夫组成的苏共中央高级代表团（包括苏军总参谋长等十名将军）未经波方同意突然飞抵华沙（因不明情况，波兰空军曾出动几架战斗机试图拦截）。与此同时，罗科索夫斯基命令驻波苏军进入华沙近郊，并与波兰军队发生战斗；而苏联的空降兵和数十架战机已待命随时向波兰出发。赫鲁晓夫如此兴师动众，旨在向波共施加强大的政治军事压力，以阻挠波兰可能出现摆脱苏联控制的局面。苏共高级代表团的突然“空降”和兵临城下，迫使波共八中全会暂停，同苏共代表团进行谈判。波共领导人努力使“老大哥”相信，波兰的改革不会做出任何有损于苏联和“兄弟国家”的事情，承诺继续与苏联保持“同志般”的关系；但又明确表示，“波兰人民能够自己解决好自己的问题”，⑧强烈要求苏联停止武力威胁，立即撤军。波苏两党领导人谈判期间，波兰的工人、学生和群众发起大规模的示威游行，支持波共进行政治改革，声讨苏联的霸权行为；工人武装起来，组成纠察队，并对波共政治局委员的住宅实施警戒；波兰军队也严阵以待，准备抵抗苏联的武装干涉，局势陡然紧张。赫鲁晓夫本来只想武力恫吓，见波方态度强硬，又作出承诺，遂态度软化，第二天（20日）就悻悻率众返回苏联。10月21日，波共继续开会，哥穆尔卡当选为波共第一书记，重掌大权，这标志着“改革派”在党内占了上风。哥穆尔卡发表讲话，认为“斯大林化”给波兰人民带来许多不幸，表示将顺应民意，进行实质性的改革，波兰人民可以自由选择一条符合波兰人民利益的社会主义道路；他肯定了“波兹南事件”的意义，又对波兰在斯大林主义时期的政策提出尖锐批评：“工人们走上街头游行并不是反对波兰政府，也不是反对社会主义，他们是反对我们的社会制度中普遍存在、令他们深受其害的腐败现象，他们是抗议社会主义的基本原则遭到歪曲。企图把这一不幸的悲剧看作是帝国主义间谍和挑拨者的策划，那是政治上的无知；在任何时候、任何地方，所谓帝国主义间谍和挑拨者都不可能左右工人阶级的立场。……危机的根源、波兹南悲剧和整个工人阶级极度不满的原因，应该从我们党的领导人中间，从政府中间去寻找。……应当支持实行工人自治的首创精神。”⑨《中东欧与世界》一书指出：“十月会议是波兰战后历史的真正转折点，被解释为恢复波兰自由的一次不流血的革命。”波共“十月会议”之后，波兰的工人自治运动蓬勃发展，波共也在一定程度上默许各企业自发组成相对独立的“工人委员会”。工人委员会在为工人争取权益方面起到很大的作用，但这样一个站在工人立场上的组织，“很难成为整个制度的一部分，因为工人委员会同这个制度是不相适应的”。⑩波兰工业管理部门的官僚们当然不能容忍工人委员会的存在，将其视为异己，决定在企业中成立一个代表官方的“社会机构”，以取消工人委员会，于是，双方开始发生冲突。1968年8月20日，波兰协从苏联，派出军队入侵捷克斯洛伐克。1957年，罗兹的工人为了反抗工业部门领导人的官僚主义，举行大规模的罢工，“罢工是波兰工人阶级的一种传统，当他们感到自己的权益受到威胁的时候，总是诉诸罢工”。
哥穆尔卡重新当上波共领袖后，确实一度致力于波兰的改革，给人民带来了希望。他许诺给予人民更多的民主和自由（实际上是波兰人民自己争取到有限的自由）；释放被囚禁的红衣主教和所有神职人员，对天主教会作出重大让步，在公立学校恢复宗教课程；允许民主党派和宗教界人士参加议会竞选（但始终是一党独大，凌驾于议会之上）；放宽对文学艺术和新闻出版的限制。然而哥穆尔卡仍未能彻底挣脱意识形态治国的枷锁，同时受到国内斯大林分子的掣肘，也摆脱不了苏联的控制。在此后相当长的时间内，波兰依然是苏联的附庸国，在苏联的指挥下，参与了很多不光彩的政治行动（如在1968年8月派出军队协从苏联入侵捷克斯洛伐克，镇压“布拉格之春”民主运动）。1970年12月，担任波共第一书记达14年之久的哥穆尔卡在工人的罢工浪潮中黯然辞职。“波兰人民尽管在集权政体下生活，但他们对由谁来领导他们，政府应奉行哪些政策等问题显然还有一定的发言权。在波兰，压制人民的领导人两度被推下台（1956年和1970年，都是在工人罢工、示威之后），而由较开明的领导人所代替，这在苏联的东欧盟国中是绝无仅有的。”哥穆尔卡下台后，波兰进入“盖莱克时代”。当时，在苏联六个“卫星国”（波、捷、匈、罗、保和东德）的领导人中，盖莱克与匈牙利共产党领导人卡达尔的观点和政策相对而言是最“西方化”的（例如，盖莱克主动同西方建立联系，并接受西方的巨额贷款）。但是，无论盖莱克怎样大胆，也不敢偏离莫斯科的路线；他在政治改革方面无所作为，而且渐趋保守，令波兰人民大失所望。波兰人民期望的是彻底摆脱苏联的控制，对国家进行一场真正的革新。此后，波兰团结工会的工人（1980年）在波兰社会的伟大变革中，工人和知识分子起到了重大的作用；当“团结工会”破茧而出，波兰历史揭开了新的一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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