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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二十世纪二三十年代，苏联广泛地区曾发生过震惊世界的大饥荒，仅仅在乌克兰地区就饿死了６００万人，饿殍遍野，然而斯大林政府却封锁消息。美国救济总署对俄罗斯人民施以援助，这个机构拯救了几百万苏联饥民的生命。但苏联政府千方百计地把这段历史从人民的记忆里抹掉，还诬蔑美国救济总署是一个特务机构。１９４５年，德国法西斯的战败已成定局；２月，苏、美、英三国在克里米亚半岛的雅尔塔举行了盟国首脑会议，划定各自的势力范围，雅尔塔会议默认了斯大林政府在１９４０年对爱沙尼亚、拉脱维亚和立陶宛的占领。斯大林提出，要西方国家把那些流亡海外不愿意返国的苏联公民遣返，西方国家为了达成与苏联的政治交易，用武力强行将１５０万苏联人遣返苏联。索尔仁尼琴对西方国家的不人道行动表示愤慨，说西方这样做等于强迫这１５０万苏联人走向灭亡。
1968年8月20日，苏联及华沙条约国军队入侵捷克斯洛伐克，镇压“布拉格之春”民主运动。图中手表记录了入侵的时间。
萨哈罗夫：《苏联和东欧人权运动的宗旨、意义、困难》萨哈罗夫认为：“人权思想体系就其本质来说乃是多元的，它主张各种社会组织形态的自由，主张不同形态共存，并给人1980年，波兰团结工会的工人在罢工以个人选择的最大自由。正是这种自由，而不是来自教条、权威、国家的传统或政权抑或舆论的压力，能够保证那些不可避免地发生在个人、社会、文化和其他许多社会现象中的无限复杂和矛盾的问题得到合理与公正的解决；只有这种自由会给人带来直接的个人幸福，这种幸福乃是人类生存的基本意义。”所以，就人的各种权利而言，保卫人权至关重要。苏联的持不同政见者运动、捷克斯洛伐克的“布拉格之春”民主运动和著名的“七七宪章”、波兰的团结工会以及其他东欧国家的人权团体，其宗旨都非常接近，保卫人权是最重要的内容和基本原则。虽然这些国家的人权运动遭到严厉镇压，但仍顽强发展。布拉格的群众跳上坦克抗议苏军入侵
萨哈罗夫列举了一些苏联政府侵犯人权的具体事件。如无居住地选择权。有大量因为经济、宗教、民族、政治、文化、医疗和其他一些个人原因想侨居和暂时出国的人遭到拒绝。苏联境内居住着很多德国人，他们希望移居国外但遭到无理拒绝。在２０世纪３０—５０年代，有几十万德国人死于斯大林的放逐和迫害。斯大林实行种族灭绝政策，１９４４年，克里米亚鞑靼人被强迫迁离居住地时，男人都在前线，只留下老人、妇女和儿童。强迫外迁造成大量的死亡，死去的人几乎占了全部克里米亚鞑靼人的一半。到了勃列日涅夫时代，克里米亚鞑靼人仍受到歧视，不得重返家园。不顾一切回到克里米亚的鞑靼人饱受虐待和凌辱，或实行监禁，或拆毁房屋，把一家老少强制迁出，使他们流落街头。许多犹太人、立陶宛人、爱沙尼亚人、拉脱维亚人、亚美尼亚人和乌克兰人想返回原居住地也遇到巨大的困难，他们被称为“被拒绝者”。“外逃或者拒绝返回苏联”是叛国罪，根据这一罪状，有千百万人被处以最严厉的刑罚，很多人被投进监狱般的精神病院。苏联违反国内迁徙自由的世界公认准则，实行一套严格的护照制度，规定必须“办户口”。农民的迁徙自由所受到的限制更大。信仰自由与迁徙自由一样，都是重要的人权之一。苏联宪法规定信仰自由，政教分离，但实际上官方承认的教会受到国家的严厉控制，教会的神职人员由国家机关委派。反对依附于苏联政府的教会遭到非常残酷的迫害，信教者或被强行关进精神病院或投入监狱。包括无数政治犯在内的一百五十万囚犯的人权遭到严重侵犯。在苏联的劳改营和监狱中，囚犯们缺少起码的医疗；他们在极其艰苦的条件下进行强制性的劳动，如果完成不了力所不及的工作定额就要受到严厉的惩罚，最常见的是忍饥受冻的单身囚禁。
彼·格里戈连科：
《致布达佩斯会议参加者的公开信》彼·格里戈连科，苏联红军少将，参加过卫国战争。曾获得列宁勋章、红旗勋章和红星勋章。１９６１年以后积极参加苏联持不同政见者运动。１９６９年被捕，关进精神病院，１９７４年获释。１９７８年到美国探亲治病，被苏联当局吊销国籍。这封公开信还有另一位署名者阿·科斯捷林，苏共党员、作家，早年从事反对大俄罗斯沙文主义、争取民族平等的斗争，在斯大林时代坐过１７年监牢。出狱后，为捍卫少数民族的利益而积极活动。
布达佩斯会议即１９６８年２月２６日至３月５日在匈牙利首都布达佩斯召开的各国共产党和工人党协商会议（有６７个共产党和工人党参加）。彼·格里戈连科在公开信中谴责勃列日涅夫重拾斯大林主义，呼吁各个共产党的领袖们不要纵容和姑息官僚主义和斯大林主义。列宁临终时曾告诫苏联共产党人要警惕官僚主义侵蚀苏维埃政权，指出官僚主义是苏维埃政权主要的和最危险的敌人。但列宁的继承者没有听从他的警告，以致官僚主义一发不可收拾，斯大林主义祸害苏联数十年。斯大林采取了旨在摆脱党和人民群众监督的行动时，官僚主义制度成为他搞个人独裁最可靠的助手，因为官僚主义本身最害怕来自下面的监督。由于没有人能够监督和制衡斯大林，“朕即国家”，“朕即法律”，党和国家被操纵于一人之手，更有庞大的官僚集团为其“护航”，在苏联很快就出现了以国家的名义进行的大规模的恐怖清洗，斯大林一声令下，即有数百万“反革命”消失于人世间。侥幸免于一死的，或被关进集中营，或被流放到严寒的西伯利亚，强迫进行超强的体力劳动。饥饿、严寒、疾病以及恶劣的生活条件和无法忍受的非人待遇，又不知夺去了多少人的生命。斯大林主义遗害深远，使苏联国家和人民元气大伤。苏共二十大、二十二大揭露和批判了斯大林主义，然而未能真正触动其意识形态体系；勃列日涅夫上台后，又恢复了斯大林主义的路线。虽然大规模的清洗收敛了，但是，秘密警察、不经法律审讯的关押、集中营和“疯人院”、对“政治犯”的迫害以及各种违反人权的制度和做法依然存在。１９６６年９月，勃列日涅夫政权竟废除了苏联宪法中规定的公民有言论、结社、集会、游行、罢工、出版等自由的权利。勃列日涅夫这样做适得其反，只能加剧苏联社会的危机。禁止和限制民主并不能阻止苏联社会上的反抗和持不同政见者运动，要消除苏联的社会危机，首先要清除斯大林主义的意识形态，发展正常的社会主义民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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