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索尔仁尼琴的信件在国外公开发表后，在苏联知识分子中秘密流传，引起了很大反响和争议。萨哈罗夫和罗·麦德维杰夫各写了同题文章《评索尔仁尼琴〈致苏联领导人的信〉》，表示不同意见。萨哈罗夫认为，索尔仁尼琴在信中已经表达了他对苏联若干重大社会问题的主要观点，因此，有志于社会改革的苏联知识分子，都应该对索尔仁尼琴提出的问题展开认真的讨论。萨哈罗夫高度赞扬索尔仁尼琴，说他“无疑是当代最优秀的作家和评论家之一。他的作品通过戏剧性的冲突、鲜明的形象、独特的语言表现了一位历经艰辛的作家对重大的社会问题、道德问题和哲学问题的立场。索尔仁尼琴在我国精神生活史上的特殊作用，是和他毫不妥协地、准确深刻地揭示人们所遭受的种种苦难和当局犯下的罪行相联系的，而这些苦难和罪行按其规模、残酷性和秘密程度来说是前所未闻的。索尔仁尼琴的这种作用，在他的中篇小说《伊凡·杰尼索维奇的一天》和巨著《古拉格群岛》中表现得非常鲜明”。萨哈罗夫认为索尔仁尼琴信中的大部分思想是重要的，但又不同意他的某些重要论述。例如，索尔仁尼琴只着重描写了斯大林时代俄罗斯族人所遭受的苦难和牺牲，而忽略了非俄罗斯族人同样存在的苦难和牺牲。饥饿、恐怖、消灭异己，对在苏德战争中被德军俘虏、后来获释归来的苏联战俘所进行的前所未闻的反人道的残酷镇压，以及对宗教徒的迫害所造成的灾难，所有这一切不仅殃及俄罗斯族公民，也殃及非俄罗斯族公民。而像大规模的集体强行流放、消灭种族、压制民族文化，这些都是专门针对非俄罗斯民族的。又例如，索尔仁尼琴一方面说苏联不应该同中国打仗，另一方面又对苏中关系作出错误的估计，说苏联面临的危险之一是中苏发生战争。萨哈罗夫指出，“夸大来自中国的威胁，是苏联领导集团玩弄的一种政治诡计”，而索尔仁尼琴的“中国威胁论”则是盲目追随西方冷战思维的结果。索尔仁尼琴又说苏联的很多社会问题是意识形态造成的，萨哈罗夫认为这种看法太简单化了，“斯大林犯罪并非直接由于意识形态，而是旨在建立一个‘兵营式的’社会”，就像奥威尔在政治寓言小说《１９８４》中所描绘的充满恐怖迫害的“大洋国”和赫胥黎笔下使人兽性化的“动物庄园”。索尔仁尼琴在信中谈到民主问题时说，苏联还没有成熟到建立民主制度的程度，而在法制和东正教条件下的专制制度也并不坏，因为俄罗斯已经在这种制度下维持它的民族美德直到２０世纪。萨哈罗夫批驳说：“我同索尔仁尼琴的这种观点是格格不入的。我认为民主发展的道路对任何国家都是惟一适宜的道路。我认为在俄罗斯存在了几百年的奴性和对外国人、异族人、异教徒的蔑视，是巨大的不幸，而不是民族的美德。只有在民主的条件下才能使人民培养出自己的性格，使他们在日益复杂的世界上得以理智地生存下来。”萨哈罗夫认为索尔仁尼琴过高地估计了意识形态在苏联社会中的作用，他竟然相信用“健康的意识形态”可以取代斯大林主义，“即用他所指的东正教可以拯救俄罗斯人民。这种信念是他的整个理论的基础。索尔仁尼琴思想中的民族主义倾向，他所特有的宗教—宗法制度的浪漫主义，使他犯了极大错误，使他的建议变成一种空想，变成一种潜在的危险”，被利用的危险——索尔仁尼琴的目的是以民族主义拯救和复兴饱受灾难的俄罗斯民族，而苏联领导人则利用民族主义阻碍民主改革。尽管萨哈罗夫不同意索尔仁尼琴的一些观点，但始终对他深怀敬意：“在当代充满悲剧的世界上，他不失为一个为争取人类尊严而斗争的巨人。”
罗·麦德维杰夫也不同意索尔仁尼琴的一些观点，说他向苏联领导人提出的是“乌托邦式的和不适宜的建议”。比如，索尔仁尼琴向苏联领导人建议：即使不能保证多数人的意志不被引入歧途，苏联也应在未来继续保持一个稳定的权威性政府。他赞成文学艺术方面的创作自由，而不赞成自由出版政治书籍，也不主张选举自由和其他的政治自由，说苏联人民还没有成熟到使用这些自由的程度。但问题是，没有出版政治书籍的自由，其他一切出版自由都是虚妄的。所以，罗·麦德维杰夫说索尔仁尼琴拒绝的不仅是苏联的社会主义未来，而且也拒绝民主。而社会主义与民主结合才是理智的选择，是苏联惟一可能真正走向进步的道路，“社会主义的民主不仅意味着保障多数人的权利。而且也是保障少数人的权利；要消除社会中的各种不平等包括民族不平等。在社会主义的苏联，不应该迫害不同思想的人和反对派，因为没有反对派的存在，苏联社会中的民主也就不存在了。苏联应该保障公民的集会和游行示威的权利，应该允许他们组织各种团体，包括政治团体”。在勃列日涅夫时代，越来越多知识分子转向宗教，“这是他们反对日益加强的政治和意识形态压迫所做的一种合法形式的抗议。苏联宪法中规定教会与国家相分离，这意味着国家不得干涉教会的事务。而苏联政府对宗教的迫害造成上百万宗教信徒的痛苦”。罗·麦德维杰夫也和萨哈罗夫一样，虽然不同意索尔仁尼琴的一些观点，但仍给予他客观的评价：“苏联和其他国家一样有许多伟大的作家，他们有一种顽固的性格，他们坚持落后于时代的意识形态和政治主张，但这并不妨碍他们在艺术创作上，以及在人类社会政治史上留下不可磨灭的踪迹。”
索尔仁尼琴：《1975年6月30日应美国劳
联—产联的邀请在华盛顿的讲话》索尔仁尼琴说，他是代表在“古拉格”做过苦工的全体囚徒以及所有仍在苏联做苦工的人向美国的工人发表讲话，让他们了解一个真实的“古拉格社会”。自从斯大林实行个人独裁统治以后，苏联的领导人已经背叛了广大工人的利益，苏联的工人阶级已不能够维护自己的权利。“苏联工人阶级无法起来维护自己最起码的生活利益，任何一次为改善工人生活条件的罢工，哪怕是规模很小的罢工，都被称为反革命行为。”赫鲁晓夫上台后，在政治上最重要的标志之一就是“解冻”；不但在文学艺术方面“解冻”，在社会生活的其他方面也有不同程度的“解冻”。但“解冻”是有限度的，有些方面是不可逾越的。在２０世纪６０年代初，苏联的一些城市发生了多起大罢工，其中，１９６２年诺沃契尔卡斯克市的工人大罢工遭到苏联当局的镇压。索尔仁尼琴把这次事件的详细经过写进了《古拉格群岛》。在这次罢工中，工人们进行和平示威，他们高举着列宁的画像走到政府所在地，提出改善恶劣经济条件的要求。但回答他们的却是坦克、机关枪和自动步枪射出的子弹。倒下去的伤者和死者的遗体都不许家属带走，被官方秘密地处理了。苏联政府为了欺骗外国的工人阶级，邀请西方的工会组织到苏联访问，也派“工会代表”出访外国，以证明苏联是有“自由工会”的。西方一些左翼知识分子被斯大林蒙蔽了，譬如著名作家罗曼·罗兰、茨威格、纪德等，都曾经不同程度地为斯大林主义唱赞歌。有的西方知识分子还说苏联不存在集中营，但美国的“劳联”（工会组织）经过深入的调查，在１９４７年出版了一本详细列明苏联集中营分布情况的地图。斯大林首先在世界上建立了集中营这种残暴的“人质制度”，它比希特勒法西斯主义的集中营还建立得早。斯大林们如果想要抓某一个人，就向他（她）发出一张假通知书，叫其到指定的地点登记，然后就将之投进集中营。这种“人质制度”的迫害方法，到了勃列日涅夫时代仍然是对付异己的最厉害的手段。在斯大林时代，秘密警察是很可怕的，如“契卡”（肃反委员会）经常在没有经过法庭审判的情况下镇压所谓的“反革命”。它血腥镇压异己，镇压工人的罢工，镇压农民反抗掠夺的行动，也镇压宗教活动。索尔仁尼琴在《古拉格群岛》中直接引用了“契卡”自己统计的“不完全数字”：在１９１８—１９１９年两年里，“契卡”在不经过法庭审判的情况下，每个月平均枪决１０００人；到了１９３７—１９３８年，斯大林的恐怖大清洗达到萨哈罗夫从1980年起就被苏联当局放逐于封闭的高尔基城，到1986年12月才被释放。高潮时，逮捕了三百多万人，其中有一百三十多万“反革命”被判刑，有七八十万人被枪毙，两年间平均每个月处死三万多人。另外，受政治迫害的有二百五十多万人。据不完全统计，在斯大林统治时期被杀害的苏联人有几百万，这是人类历史上前所未有的大屠杀；堪与之相比的，只有希特勒法西斯对六百万犹太人的大屠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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