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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于苏联的民主化。勃列日涅夫执政以后，采取了一系列违反社会主义民主的措施：政治审判，因政治原因把正常人关进精神病院，以行政手段迫害持不同意见的人士，以及各种形式的审查运动，等等。对外又不断干涉其他社会主义国家的内政，甚至进行武力侵略。所有这些不仅严重地损害了苏联的威望，而且也极大地破坏了整个国际共产主义运动的声誉。苏联所发生的一切，在世界上引起广泛关注和强烈反对，令同情和支持共产主义运动的人士产生怀疑，对苏联不满，把斯大林主义和社会主义混为一谈；政治迫害的做法更是授人以柄，使得西方资本主义阵营有了攻击苏联社会制度的口实。共产主义本来就是以挣脱枷锁、反抗压迫，以人的解放为目的，以追求民主自由为旨归，民主自由不是资本主义的专利。所以，不能让斯大林主义复活，要拨乱反正，要纠正破坏社会主义民主、侵犯公民权利的做法，要向西方证明，真正的社会主义并非斯大林主义，在社会主义制度下，真正的民主应当占统治地位。
关于官僚主义问题。从斯大林时代开始，官僚主义和官僚制度已经成为苏联国家肌体上的毒瘤。这个问题在赫鲁晓夫时代和勃列日涅夫时代仍未能认真解决。“各级高官是官僚主义体制中的关键人物。他们所关心的不是人民，不是下层群众（虽然他们往往也是来自下层），而首先是自己的官运、自己的地位、自己的物质享受；他们所关心的不是国家事业的成败，而是怎样保住自己的领导职位、自己的特权、自己的权力。官僚主义者只是从表面上履行自己的职责，他们所实行的不过是衙门式的、文牍主义的、脱离实际的领导。”在苏联，官僚主义者个人同官僚主义的政权体制之间，存在着密切的关系。在这种制度下，任何一个官员即使具有良好的个人品德和禀赋，也几乎不可避免地成为官僚主义者，“如果某一官员没有发生这种蜕变，那么这个制度很快就会把他排挤和抛弃掉”。十月革命建立的苏维埃制度，本来是一种高度民主的制度。列宁很早就注意到官僚主义问题，他担心苏维埃的国家制度会出现“官僚主义恶化”；他提醒人们思考：苏维埃国家今后将沿着什么方向发展？是国家机构进一步向官僚主义蜕化的方向发展，还是沿着民主化和克服官僚主义恶化的方向发展？这取决于党的工作，首先是取决于党的领导人的工作。列宁对官僚主义深索尔仁尼琴恶痛绝，他在文章、演讲、书信和笔记中都不断地抨击官僚主义，同党和国家机关中的官僚主义进行了坚决而顽强的斗争。列宁曾多次指出，“官僚主义是我们的主要敌人”。１９１９年，在列宁主持下通过的俄共（布）第二个党章中已明确，党要“同官僚主义进行最坚决的斗争”，要采取一系列措施“彻底根除这一祸害”。然而，斯大林掌权之后，官僚主义就开始到处孳生，并且无孔不入地渗透到苏联各级机构之中，同官僚主义作斗争渐渐成为一句空话，“斯大林实力的加强和对斯大林的个人崇拜，实际上导致了反官僚主义斗争的偃旗息鼓。斯大林靠暴力、恐怖和特权维持的无限权力，缺乏人民群众的监督——这一切使相当一部分上层领导人严重地蜕变为官僚主义者。他们滥用人民委托给他们的权力……已蜕变成为篡权者和社会主义民主的扼杀者”。从斯大林时代一直到赫鲁晓夫—勃列日涅夫时代高度集权的政治体制中，已然形成所谓的“新阶级”——掌管党、政、军和经济部门以及上层建筑等主要领域的高级领导人的权力共同体。南斯拉夫前领导人吉拉斯所写的《新阶级》一书，对“新阶级”作了详尽的分析。吉拉斯认为，苏联的高层官僚不受监督地支配着国有资产和整个社会生活，他们实际上是整个国家财富的集体占有者。
索尔仁尼琴：《致苏联领导人的信》
１９７３年９月５日，索尔仁尼琴给勃列日涅夫等苏联领导人写了一封信。他被驱逐出苏联后，这封信于１９７４年３月３日公开发表在伦敦《星期日泰晤士报》上。索尔仁尼琴在信中说，在克格勃没收《古拉格群岛》一书之前，他已经给苏联当局上书，表达了自己的意见，却没有得到任何答复。苏联人民的许多宝贵意见和陈情，都在秘密机关的审查中石沉大海，所以他惟有公开发表这封信，目的是企望勃列日涅夫政府不要重蹈斯大林的覆辙，避免再次发生威胁苏联民族的灾难。《古拉格群岛》一书所描写的恐怖的“劳改营”，是苏联社会曾经存在的真实现象，是几百万政治犯惨遭斯大林主义迫害的缩影。但勃列日涅夫不愿意承认“古拉格”是无可争辩的事实；而赫鲁晓夫则正视这种现象，很有勇气地承担了本来应该由斯大林承担的责任，释放了大部分政治犯。赫鲁晓夫“在政治上前进了几步，这是真诚的行动”。在外交上，苏联以政治上的大国主义自居，与西方世界争夺霸权，又干涉其他社会主义国家的事务，这样做并不能给世界各民族带来真正的安宁，到头来肯定是要失败的。而因为意识形态的分歧和边境冲突与中国打仗更是不明智的，今天的中国已经不是从前的中国，这个国家已经很强大了；“这样的战争根本不需要”（苏中曾经发生过珍宝岛之战），谁也不可能战胜谁；要避免它发生，否则只会给两国人民带来毁灭性的灾难。索尔仁尼琴又建议苏联当局应该将发展的重心放在国内而不是国外，更多地关注苏联人民的经济生活和精神状态，“我们的人民已经处于精神崩溃的状态之中”。世界历史证明，对外扩张、建立帝国，人民永远是遭殃的。勃列日涅夫所继承的斯大林主义的意识形态是老朽的、无希望的和陈旧过时的。斯大林已经杀害了几百万苏联公民，被关进劳改营或“疯人院”的人不计其数，能够侥幸获释的，或者是出于政治上的考虑，或者真的是被逼疯了，或者是受到世界舆论的巨大压力的结果。必须“放弃这种强制性的精神病院，秘密审讯和残酷的、不人道的、使人受到摧残和杀害的集中营”。俄国知识分子一百多年来曾用尽全力与专制制度进行斗争，损失惨重，得到的却是相反的结果。“难以忍受的不仅是专制主义本身，还有强制的经常散布的意识形态的谎言和目无法制。一个首长根据他个人的意志就可以无耻地和残酷地决定一切。专制制度并不完全意味着不需要法律，但是，大家都必须服从一个自认为惟一的政权，它决定一切”。制度的存在不是建筑在无尽的阶级仇恨的基础上，而应该是建筑在人类互爱的基础上。“为了使我们的国家和人民不遭到灭亡，为了使国家和人民得以发展，要丰富我们的思想，不是为了权力，而是为了真理；要允许各种思潮存在，允许宗教自由存在，不要暗地里压制它们；允许青年存在各种思想组织；允许艺术、文学和出版自由。这种自由的思想有利于俄罗斯，你们不必害怕担心和没有信心，因为整个苏联的政权牢牢地掌握在你们的手中。这是挽救苏联和俄罗斯人民最现实、最好的办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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