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回书目 至末页犹太裔英国思想家波兰尼曾在1940年写了一篇著名文章《集体主义计划》，对在中央（政府）计划名义下的所谓“集体主义”，作了精辟的剖析。波兰尼说：“强大的集体主义权力是波普尔的著作《开放社会及其敌人》（台湾版）。与“开放社会”相对应的是“集体社会”亦即集权主义社会。依靠革命力量建立起来的，这种革命力量排斥个人自由的要求……在俄国，矛头指向的是对社会公正的要求，在意大利和德国则是对国家力量的要求，但两者的差异之处只在于偏重不同，其结果一方面是国家社会主义，另一方面则是社会国家主义。无论哪种情况都是将国家建立在一种原则之上，即假定国家对公民的文化和福利承担全部责任。这就是集体主义或曰极权主义，一种将人民的全部生活都吸纳进去的政权，人民在这种政权下生活并完全为它而生活。”在这种生活状态下，往往缺少思想的自由交流和公开的社会批评，权力缺乏有效的监督，而“公众监督力量实际上是社会里个体首创精神的守护神，它也是防止个体堕落的黏合剂，就像防止来自国家集体主义趋向的压迫一样。这就是为什么集体主义者要否认监督权威的原则之原因”。③就如著名的英国政治学者波普尔所说，人类社会应该是一个“开放的社会”。在各种思想的试验中，在普世价值（如民主、自由和平等）的基础上选择一个相对完善、比较合理的社会制度，是符合各国人民的愿望的，而集体（集中）主义是开放社会的敌人。苏联的领导人喜欢输出革命，把他们定于一尊的“主导思想”强加于别国，谁一旦逾矩，就口诛笔伐，兴师问罪（对待南斯拉夫、波兰、匈牙利和捷克斯洛伐克就是这样）。比万认为，社会不是用“主导思想”铸造出来的“集合体”，那样的社会必然是一个封闭的社会，毫无生机的社会；而开放的社会是一个能够容纳各种思想（哪怕是反对的思想）的活的有机体，它给予不同的思想以不同程度的活力。因此，“从事政治的人，对于他的思想和企图赖以表达思想的制度，既不应寻求它们的普遍性，也不应寻求它们的永恒性。政治家应当寻求的是诚实和活力，他所信仰的是活的真理，而不是僵化的思想；因为他知道真理既然是活的，它一定会发生变化”。这就是一个政治家应该具备的德性和诚实的态度，“苏联的领导人没有认识到这一点，因而造成了一系列严重的错误”，给苏联人民带来沉重的灾难。这样的灾难不仅发生在苏联，在其“兄弟国家”也同样存在。
比万的“民主社会主义”只是一种制度设计，而且更多地侧重于英国的现实，理论上也失之庞杂空泛，局限在所难免，然其追求普世价值的精神是值得敬慕的。人类社会最需要的就是像比万这样矢志不渝地为消除各种恐惧而呐喊的理想主义者。在《代替恐惧》一书中，比万对他理想中的“民主社会主义”提出了一些“注意事项”——
在任何社会里，贫困、巨大的财富和民主制度，终究是互不相容的因素。
一个自由的民族总是不肯忍受可以避免的贫困的。如果要保全自由和扩大自由，就必须结束贫困，此外没有其他解决的办法。
20世纪的许多社会改良是群众的民主力量的结果，而不是更加开明的表现。开明是随着政治自由的出现而发展起来的，也随着自由的衰退而减少。
政治上的民主制度把普通人的福利问题提到政治讨论的日程上来，并且要求予以考虑；法西斯主义以及形形色色的极权政府又把它从议事日程上勾掉。
在政治自由得到扩大和经济状况得到改善而其步伐为群众所能接受时，就能保持稳定。
政治上的自由是人类向往的最高境地。
人民不需要一种欺骗他们使他们无法进行改革的自由。
只有给一种自由加上另一种自由，这种自由才会安全；只有扩大民主范围，民主才能得到保障。
自由的人们能够运用自由的制度来解决当前的社会问题与经济问题，只要给他们这样做的机会。
自由的制度不仅是最可取的制度，不仅是最适合人类天才发展的制度，而且是现代社会所不可缺少的东西。然而这种制度不仅受到了政治独裁的威胁，同时，私有的和地方的势力对社会经济变革所能施展的阻力，伤害了群众对自由制度产生力量的信心，也能成为同等致命的祸害。
现代独裁制度的机器是可怕的，这种可怕不仅表现在它所做的事情上，而且还在于它能在暗中秘密地去干这种事情的本领。
适合现代工业社会需要的惟一政治制度是民主制度。不可能一方面教育工人们实行现代工业所需要的无数活动，而同时仍然期待他们容忍政治上的奴役。
议会或人民代表大会并不是拳击场上的“维持场面”者，而是场里的一名竞技者。它并不是超然地处于斗争之外的。它是斗争中的一件武器，而且是所有武器中最不可轻视的一种。人民不需要一个凌驾于一切权力之上的独裁权力机构，不需要一个号称代表了人民而不为人民说话的机构。
在任何社会里，如果一个病人由于没有钱就得不到治疗，这样的社会就不能正当地自称为文明的社会。……令人满意的医疗保健服务的要素就在于使贫者和富者得到一视同仁的待遇，不因贫穷而丧失资格，也不因富有而享受便利。
不等到社会上种种紧张状态发展到难以容忍的地步，就须把它们消除，自由的政治制度才得以安全。
得不到人民赞同的社会是不能长久存在的。
抗议发生的时候它将采取什么形式的问题，是很难推测的。现代独裁制度的压迫机器是强有力的，也是万能的；在人类的整个历史上是无与伦比的。意见不能自由地表达，以及缺少表达的工具，民主就会死亡。
在所有的独占事业中，舆论独占是最坏的一种。在一切形式的“消费品”里面，除了粮食以外，自由的、因而也是各种不同意见的“消费”，应当成为一个文明社会的持久目标。
大胆的言论必须配合大胆的行动，否则就会产生普遍疲乏症的结果，大众的意志消沉了，所有的公共行政机关也都弥漫着极端委靡的现象。……在运用民主的价值标准来解决社会问题时，敢作敢为的精神应该发扬起来。
比万一生都在为消除贫困、暴虐、政治恐怖和社会的不平等而斗争，可惜他未及实验其“民主社会主义”，就在1960年7月病逝，从此微言遽绝，大义无闻，他构想的“代替恐惧”的美好生活蓝图，遂成纸上烟云。
注释
①见《政治社会学导论》第１０７—１１０页，美安东尼·奥罗姆著，张华青等译；上海人民出版社２００６年９月出版。
②引自《安奈林·比万传》，见《当代外国政治书摘》第四辑，第１５２页。
③《社会、经济和哲学：波兰尼文选》，第１３７、１４３页；彭锋等译，商务印书馆２００６年８月出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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