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选择字色： 选择背景色：
回书目 
捷、罗、保和东德的“非斯大林化”
除了波兰和匈牙利，苏联的其他“卫星国”也有各种形式的反抗运动。在捷克斯洛伐克，捷共一向忠实执行斯大林主义路线，苏联镇压“布拉格之春”（捷克的政治改革）后，总理杜布切克被流放苏联。1989年，东欧发生巨变，杜布切克返回布拉格。图为杜布切克向广场上的群众发表讲话。其党内清洗最严重的事件是在1952年11月将11名党的领导人判处绞刑。苏共“二十大”之后，捷克斯洛伐克的作家们首先起来批判斯大林主义对文学艺术的统治。1956年6月，布拉格的大学生抬着棺材上街游行，上面写着“民主自由埋葬在这里”（十二年后苏联武装镇压“布拉格之春”民主运动，再次证明了这句话）。“波兰事件”和“匈牙利事件”发生后，捷克斯洛伐克人民也希望政府进行改革，而相比于波兰和匈牙利，捷克斯洛伐克算是比较平静的，没有发生大的政治动荡。虽然捷共领导人仍顽固地实行“斯大林化”，但捷克斯洛伐克的经济形势总的来说差强人意，捷克斯洛伐克人民的生活水平也比其他中东欧“卫星国”高得多，这些因素无形中纾缓了对执政者的压力。但这只是暂时的平静，如果人民对政治民主化的要求长期受到压制，到一定时候就会爆发反抗。苏共和捷共的领导人都没有汲取教训，卒之自食苦果，1968年的“布拉格之春”可以说是“匈牙利事件”的“再版”。
罗马尼亚领导人对思想文化的禁锢、对人民的压制、对党内反对派的清洗，也是非常严酷的。斯大林还在世的时候，罗共就开始“去斯大林化”。1952年，罗共领导人乔治乌-德治剪除了党内的“亲苏派”，但这不是真正的“非斯大林化”，并不表明罗马尼亚在意识形态上有别于苏联，而只是“亲苏派”与“国内派”之间的权力斗争。在罗共党内大清洗中，大约有40万党员被开除出党。苏共“二十大”之后，罗共继续奉行斯大林主义路线，它密切注意着波兰和匈牙利局势的发展，更加严厉地加强意识形态控制，批判文艺界的“自由主义”和“资产阶级倾向”，整肃“异见分子”，将群众团体、工会、青年组织和妇女联合会置于严密的监视之下；另一方面则采取温和的经济路线，如放弃迅速农业集体化的强硬政策，发展消费品生产，改善人民的居住条件，提高工人的工资，增加社会保险补助金，扩大对外贸易等等，这些措施产生了一定的效果，暂时缓和了国内矛盾和政治压力。
二战后第一个由共产党执政的东欧国家是保加利亚。1944年9月，苏军开进保加利亚；1946年9月，保加利亚人民共和国成立，11月，长期居住在莫斯科的保共领袖季米特洛夫返国担任总理，政府实际上由保共所掌控。季米特洛夫从1934年至1943年担任共产国际总书记，是保共中的“莫斯科派”。新政权上台伊始，立即进行全面的清洗，旧政权的一千五百多名上层人物和几万名“次要分子”（其实很多是民主人士和“假想敌”）被处死，一些抵抗纳粹的领袖也被投进监狱，被捕者不可胜数。“在东欧以最血腥的手段开创一个新政权方面，保共创了纪录。”1947年，保加利亚政府将所有银行和工业国有化，强制实行农业集体化，农民党领袖被判处死刑，解散农民党，并通过了一个以苏联宪法为样板的新宪法。此后几年，保共党内“莫斯科派”和“本地派”的权力斗争相当激烈，大清洗进入高潮。1949年6月，副总理科斯托夫（一度是季米特洛夫最有希望的继承者）因为“在对苏关系上犯了错误”，与十名“本地派”一起被处死。同年7月，已经失去斯大林宠信的季米特洛夫在苏联病逝。1950年，季米特洛夫的亲戚契尔文科夫接任总理，成为斯大林在保加利亚的代理人，继续在党内进行大清洗，仅仅在这一年，就有约十万党员被清除出党。契尔文科夫实行严酷的意识形态统治，把保加利亚变成一个封闭之国，除了苏联之外，不允许人民对外交往，将人民与外界完全隔绝开来。1953年2月，契尔文科夫政府为了阻挡保加利亚人民外逃，竟然颁布一项连希特勒也不会实行的法令：任何人未经批准擅自离国均判死刑，其家属关进集中营。1953年5月，保加利亚爆发工人示威游行，工人们呼喊的口号是“要面包和自由”，但很快就被镇压下去了。斯大林死后，保加利亚的作家们采取行动，反对作家协会的斯大林主义领导，反对政府压制知识分子，契尔文科夫亲自挂帅，对知识分子进行整肃。1954年，日夫科夫上台，仍然对保加利亚实行铁腕统治。日夫科夫属于“本地派”，是靠清洗“莫斯科派”起家的，但他治下的保加利亚却是苏联最忠实的盟友，一切行动唯莫斯科主子之马首是瞻。赫鲁晓夫批判斯大林，日夫科夫马上紧跟，也在保共中央会议上批判个人迷信。受到其他东欧国家“非斯大林化”的影响，保加利亚的知识分子纷纷表达他们的不满，呼吁日夫科夫政府进行政治改革，要求“言论自由、批评自由、出版自由”；一些党报也刊登文章批评保共是脱离群众的“新阶级”。对于如何应变由苏联发起的“非斯大林主义”运动，保共党内已出现争论和分裂。“波兰事件”和“匈牙利事件”爆发后，日夫科夫立即停止批判个人迷信，采取严密的防范措施，他提出警告：“任何仿效匈牙利的行动必将被扑灭。”日夫科夫要向莫斯科证明，保加利亚不会放任国内的反对派逾越意识形态统治的防线，保加利亚是苏联老大哥最忠顺的“卫星国”。
1953年6月17日，东柏林爆发群众反抗运动。图为东德人向苏联坦克扔石头。[]德意志民主共和国（东德）是在1949年10月成立的（在苏联的控制下，东德的成立没有经过民主选举），自从德国分裂成两个国家之后，东德人民的反抗和逃亡就持续不断。1953年6月16—17日，东柏林爆发了反对“斯大林化”、要求自由选举的示威游行，参加者有知识分子、民主人士、工人等数千人；示威游行遭到苏联军队的镇压，死数十人、伤数百人。17日，东德几乎所有工业中心的工人都举行了罢工。东德政府宣布进入紧急状态，“禁止游行示威、集会、群众大会和其他三人以上的聚会”，实行宵禁。之后，东德政府开始了大规模的逮捕行动，四百多名参加示威游行的群众被判三年以上徒刑，四人被判无期徒刑，两人被处死；另有16人被苏联法庭判处死刑。苏共“二十大”之后，东德政府并没有抛弃斯大林主义，而是继续迫害知识分子和异见人士。严厉的高压政策和生活水平低下，迫使越来越多的东德人通过柏林逃往西方（从1949—1961年，有三百多万东德人民逃往西德）。大量劳动力的流失已严重危及东德的经济发展，引起东德政府和苏联的恐慌。为了阻挡遏止不住的逃亡潮，苏联和东德政府竟强行建造了长达165公里的柏林墙。“1961年8月12日凌晨，东德士兵只用了六个小时，就在43公里长的边界上筑起一道用铁丝网和水泥板构成的临时屏障，柏林被正式分割……为了防止东德人逃往西德，8月18日，东德政府开始全面整固这个代号为‘中国长城第二’的工程，不仅建在东西柏林之间，而且穿过莱茵河，延伸到整个东西德边界，长达一百六十多公里。墙的外围是一道35米高的通电的铁丝网，铁丝网与墙体间有50米宽的空地。在这片无人地带，还建有三百多个观察炮楼，22个暗堡，设有数千个电子眼及数百条警犬。”但壁垒森严的柏林墙却阻止不了东德人的逃亡潮，不断有人用各种方式逃往西德。除了有形的柏林墙，东德政府还建起了一条条无形的“政治高压线”。“东德国家安全部的德文简称叫‘斯塔西’(Stasi)，于1950年4月成立。‘斯塔西’的职责主要分成对内和对外两个部分。对内主要是掌握、监视人民的动态，打击反对派。‘斯塔西’是华沙条约组织中最强大和最成功的秘密警察机构，不论是资金、人员和设备都属世界一流。东德有1600万人口，而‘斯塔西’的秘密警察就有91万，也就是说每180个东德人中就有一人是‘斯塔西’的成员。此外，还有一千多名专职电话窃听人员和2000名私人邮件秘密检查人员，后者的职责是凡是来自国外或从国内发往国外的信件都必须拆开检查，被认为有问题的信件都要复印存入档案(2006年获得奥斯卡最佳外语片的德国电影《窃听风暴》真实地反映了东德国家安全部如何窃听和监视东德人民的动态——引者)。‘斯塔西’还有大量不在编的，分散在各地、各种机构、各种组织中的173万名被称为‘眼线’的告密者。两者交织在一起，形成了一张遍布全国的巨大特务网。通过跟踪、监听、审讯，东德国家安全部系统形成了大量的纸质档案、音像档案和实物档案，各种秘密档案资料如果竖起来排放，长达180公里；另外还有4000万张卡片、几十万份电话窃听记录，档案涉及到500万人的情况，已占总人口的近三分之一……档案还显示，有些人被‘斯塔西’监视了几十年，长期负责监视的‘眼线’不是别的什么人，而是与自己生活在一个屋檐下的妻子或丈夫……苏联及其‘卫星国’的意识形态将政治生活限定于极狭小的范围，大大小小的斯大林、赫鲁晓夫、勃列日涅夫们，压倒一切的任务，就是坚定不移地抵制变动，不惜任何代价维持现状。因此，官方意识形态的这张巨网，就是要把各级国家机关、党组织、社会科学界、文化界、大众传媒……统统纳入其内；它的最高也是惟一的使命，就是1989年11月9日，分隔东西德28年之久的柏林墙被人民拆除。将自己扮成一条美丽、光彩的花边，掩盖日益严重的问题，饰以稳定、成功和进步的假象。”(胡平：《还记得昂纳克吗?——民主德国往事》，载《随笔》2007年第2期)龙应台在《你是有选择的》一文中也有类似的记述：“柏林墙从1961年建成到1989年倒塌这二十八年光阴里，秘密警察最大宗的业务就是防范人民逃亡。七万五千人因为企图逃亡而被监禁，八百零九人因为逃亡而丧生；大约七千五百名边境警察‘监守自逃’，三分之一成功逃走，不成功的三分之二被关进监牢。东德总共雇用了九万名正式秘密警察和十七万五千名秘密线民去管控一千七百万人民——相比之下，希特勒只用了三万名秘密警察监控整个德国。十七万五千名线民，包括妻子监视丈夫，学生监视老师，儿女监视父母，情人相互监视。”奥威尔“一九八四”的黑色预言，笼罩着整个东德(载2007年3月5日《南方都市报》)。
回书目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