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斯维特兰娜这一代人从小到大所受的训导是：对斯大林要绝对忠诚、绝对服从，对他的所作所为不能怀疑；斯大林的名字从来都是和“伟大”、“英明”、“正确”这些形容词连在一起的。“在苏联，成千上万的儿童背诵赞美斯大林的诗歌、唱着颂扬他的歌曲；用石头、木材、钢材、塑料、青铜等制成的斯大林头像比比皆是；他的照片悬挂在火车站、广场、宾馆、办公室以及千家万户的墙壁上；戏剧、小说、绘画、交响乐等文艺作品都要围绕着歌颂斯大林的主题；到处都可以听到和看到向斯大林表示忠心的誓言和崇拜。斯大林的思想观念回荡在整个苏联及其兄弟国家。”斯维特兰娜说：“我的青年时代是在他不容置疑的权威下度过的。一切都教导我、强迫我信仰这个权威。如果周围有哀声的话，我不能表现出丝毫怜悯……我是我亲生父亲精神毁灭的见证人，我一天天看到，人性是如何离他而去，他逐渐变成一座阴森的纪念碑。可是我们这一代人却被强行灌输个人迷信，被教导说，这个纪念碑是美好理想的体现和化身。”斯维特兰娜目睹了斯大林的专横、暴戾和非理性，见证了权力失去制约所造成的民族灾难。斯大林为了掩盖历史真相，把自己塑造成伟大、《联共（布）党史简明教程》正确的革命领袖，召集御用史学家编写了严重篡改、歪曲历史的《联共（布）党史简明教程》（１９３８年出版）。经过斯大林亲自审定和改写的联共（布）党史，成了斯大林的“光辉革命史”：他是与列宁并列的党的“创始人”；在十月革命前后，他对苏维埃政权的建立和内战的胜利起了决定性的作用；他是列宁惟一的忠实战友，而托洛茨基、布哈林等革命元老的功勋则被一笔勾销；他进行大清洗是为了消灭潜在的“阶级敌人”。此书成为联共（布）党史的惟一标准范本——歪曲苏联革命历史的样板，就如一位俄罗斯历史学家所指出的，以此书为标志，“形成并确立了斯大林主义意识形态的核心——斯大林的党史思想体系”，使斯大林不受约束的独权地位更加巩固。在此之后对苏联历史的论述，都必须以《联共（布）党史简明教程》为圭臬，凡是涉及十月革命而没有提到斯大林“起到重要作用”的书籍，一律严禁出版。《联共（布）党史简明教程》出版后，斯大林马上送了一本给斯维特兰娜，并签上名字，要她认真阅读。那时候她才十二岁，昧于苏联党内斗争和阶级斗争的历史，但觉此书枯燥无味，遂废卷不读。斯大林知道后非常生气，责令其来日读大学务必专攻党史。斯维特兰娜成年后，果然对联共（布）党史发生浓厚兴趣，只不过她已不再相信斯大林“钦定”的历史。她读了波兰革命家伊萨克·多伊彻（托洛茨基政治传记《先知三部曲》的作者）的名著《斯大林政治发迹史》（中译本名为《斯大林政治传记》），也读过前南共领导人吉拉斯的《同斯大林的谈话》（有中译本，见本书《吉拉斯笔下的斯大林》一文），她结合自己的所见所闻，对苏联的党内斗争、对斯大林主义、对人性的丑恶有了深刻的认识；靠着自己的坚强和清醒，斯维特兰娜从意识形态的精神桎梏中解脱出来。
斯维特兰娜第一次结婚是在１９４４年，丈夫莫洛佐夫是克里姆林宫卫戍部队的中尉，犹太人。结婚前，斯维特兰娜曾专程到别墅征求父亲的意见，当强烈反犹的斯大林一听到女儿要嫁给犹太人，就非常愤怒，蛮横地对她说：“见你的鬼，你愿意怎么样就怎么样吧！”斯大林对女儿的这段婚姻非常不满意，从来没有见过那位犹太人女婿，还说永远不会见他，而且也不允许女婿到他的别墅和住进克里姆林宫的家中，斯维特兰娜与丈夫只得另外住在莫斯科城里。三年后，他们离婚了，斯维特兰娜带着儿子重返克里姆林宫寓所。听到女儿离婚了，斯大林很高兴，对她的态度也有所缓和。１９４８年，斯维特兰娜再次结婚，第二位丈夫是苏联意识形态头目安·阿·日丹诺夫的儿子尤利·日丹诺夫。斯大林一直希望与日丹诺夫结成儿女亲家，所以斯维特兰娜的这桩婚事终于令斯大林遂心。斯大林与日丹诺夫结成亲家，代表了克里姆林宫高层人物子女之间的婚配趋势，即婚姻与权力的结合（斯大林的二儿子瓦西里也两度结婚，两位妻子的父亲都是苏联高官，其中一位是莫洛托夫的女儿）。在１９４６—１９４７年之间，日丹诺夫与马林科夫发生激烈冲突。马林科夫失宠后，日丹诺夫一度被视作斯大林的接班人，深受斯大林所倚重，成为主管意识形态的“文艺沙皇”，整肃苏联知识分子不遗余力。早在１９４６年８月，日丹诺夫就发起了对“阿克梅派”女诗人阿赫玛托娃的猛烈批判，他代表联共（布）中央查处了《星》和《列宁格勒》这两种文艺杂志，罪名是这两种杂志刊登了“在意识上有害的作品……专门宣扬腐朽的、缺乏思想的、庸俗的、缺乏政治性的言论……毒化青年人的意识”。日丹诺夫的批判颇具杀伤力：“阿赫玛托娃是那与我们人民无关涉的空洞的、缺乏思想的诗歌的典型代表。她的诗歌充满着悲观主义和颓唐思想，显露出那在资产阶级贵族的唯美主义与颓废主义——‘为艺术而艺术’——的立场上形成的、不愿和我们人民齐步走的旧沙龙诗歌的趣味。这种诗歌对教育我们青年的事业带来危害，因而在苏维埃文学中是难以容忍的。……这些作品想培养一种不是苏维埃人所特有的、对现代西方资产阶级文化谄媚的精神；这些作品渗透着忧愁、悲观主义和对生活失望的情绪……因此，任何缺乏思想、缺乏政治性、‘为艺术而艺术’的作品都是与苏维埃文学无关，对苏维埃人民的利益有害，在我们的杂志上不应该有地位的。”就这样，一句“反动文学的代表人物”的定论，令阿赫玛托娃这位伟大的俄罗斯诗人陷于绝境。１９４８年２月，日丹诺夫又全面批判萧斯塔科维奇、普罗科菲耶夫等一批著名作曲家，指责他们的音乐作品“体现了资产阶级现代派音乐精神，反映了腐朽的资产阶级文化”，他们是“顽固坚持形式主义、反人民的作曲家”。日丹诺夫的批判，令苏联乐坛顿时呈现一片肃杀之气，只剩下对斯大林歌功颂德的谄媚音乐。１９４８年８月，日丹诺夫突然病死（由此牵出所谓“医生谋杀案”）。由于日丹诺夫在意识形态领域重创“颓废的资产阶级文化”的斗争中起到重大作用，悼词给予他高度评价，称他为“伟大的斯大林的忠诚学生和有才干的战友”。假如日丹诺夫死于斯大林之后，想必也逃脱不了像贝利亚一样的下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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