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娜佳多才多艺，擅长演奏钢琴，也经常参加戏剧演出。她曾亲自导演俄国著名剧作家亚历山大·奥斯特洛夫斯基的名剧《大雷雨》，并担任女主角。但斯大林认为此剧“不合时宜”，不准她演出。娜佳对女儿悉心培育，教她画画、学乐谱、弹钢琴，还教她学德语（娜佳的母亲是德国移民的后裔）。娜佳聪明、美丽、善良，内向而坚强，对人彬彬有礼，不像斯大林那样粗鲁。斯维特兰娜认为，母亲是一个理想主义者，她把斯大林目为革命英雄。她当时还是一个１６岁的中学生，爱上了父亲的朋友、流放者斯大林，崇敬他才嫁给他。娜佳以极大的热情参加革命，并坚信这场革命将会给苦难的俄罗斯人民带来富裕和幸福。娜佳曾在列宁的私人秘书处任职，列宁“十分欣赏她充沛的精力、严谨的工作态度和对事业无私的奉献精神”。⑨１９２１年内战期间，红军在罗斯托夫地区的一次血腥屠杀令娜佳大为震惊，她给列宁谈了自己痛苦的感受，列宁同情地对她说：发生这些事情确实令人震惊，但也是“必要的”。⑩这件事一直让娜佳耿耿于怀，列宁逝世后，娜佳常在斯大林面前重提此事，却每每引起斯大林的反感，因为“必要的恶”在斯大林看来非但“必要”，而且是必不可少的。
斯维特兰娜对母亲充满崇敬之情，说她“对革命的态度充满了诗人般的浪漫主义色彩。她相信，人在首先改善自身之后，才会建立一个美好的未来”。从一件事可以看出娜佳对权力有着独特见解：大约在列宁逝世前后，俄共（布）中央通过一项决议，规定中央委员为党写文章和出版书籍时，一律要将稿费交给党从事公益事业。在革命的非常时期采取这样的特殊措施，应该说未尝不可。但娜佳对这项规定有不同意见。她认为，当时苏联高官的家庭开销由公家包起的制度弊端多多，容易滋生腐败；党的领导人将稿酬补贴家庭的日常生活，比无休无尽、毫无限制地伸手向公家索取钱财，用于私人的家庭、别墅、汽车、雇用仆人要好得多。儿子瓦西里出生之后，斯大林一家搬进了克里姆林宫居住，但娜佳不习惯过这种与人民大众疏离的“宫廷生活”，而斯大林从此以后就逐渐脱离现实，离群索居，“克里姆林宫的高墙是挡在党的领导人和苏联人民中间的一堵不可逾越的屏障”。住进克里姆林宫不久，娜佳与斯大林的关系开始破裂，发展到后来，更是在思想上与斯大林发生冲突。娜佳对斯大林感到失望，而且从他身上看到恐怖。她的丈夫，她曾经崇拜的英雄，逐渐变成粗暴偏执的统治者，变成凶残的魔鬼；他不但背叛了许多早年的革命战友，也瞧不起自己的妻子，“她的过去的理想破灭了，随之而来的是痛苦和失望”。目睹斯大林滥杀无辜，娜佳抗议、谴责丈夫，极力规劝，却无法令其稍悔。作为斯大林的夫人，娜佳有着“显赫的地位”，但这个地位使她感到压抑；她想摆脱斯大林，在斯维特兰娜出生不久，娜佳曾一度带着孩子离家出走，但不久又回到斯大林身边。
为了摆脱克里姆林宫沉闷的生活，１９２９年，娜佳用了一个假名到苏联工业学院读书。据苏联原内务部长奥洛夫回忆：“娜佳有机会走到人民中间，了解到许多她以前不知道的实情，并为严重的社会现实所震惊：工人的妻子和孩子经常食不果腹；成千上万个苏联姑娘为生活所迫而卖淫，以养活自己和父母；在农村，集体化运动造成很多农民死亡，或因抗拒而遭到流放；乌克兰发生饥荒，成群结队的孤儿沿街乞讨，在重灾区已经发生吃人肉的现象。娜佳在学校党组织的一次会议上强烈批评强制性的农业集体化运动，回到家里又把她所了解的情况向斯大林汇报，希望他重视并进行干预，谁知斯大林用极其肮脏的语言破口大骂，不准妻子再上学，还下令逮捕了向娜佳讲述家乡情况的两个乌克兰学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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