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灰皮书，黄皮书》 第一部分
流亡美国(2)

    由于粗心大意致使斯维特兰娜逃脱，苏联驻印度大使被免职。莫斯科方面沉默了一段时间之后，开始对斯维特兰娜的出逃作出策略性的反应和宣传。６月２５日，柯西金在联合国的记者招待会上说：“斯维特兰娜是个精神上不稳定的人，对那些企图在政治上利用她的人，我们只能表示惋惜。”苏联的宣传机器也不断向西方媒体“透露”斯维特兰娜的“隐私”，说她一直以来都是在精神病医生的监护之下生活，是个“歇斯底里病患者和偏执狂”；她有特别旺盛的性欲，她与卡甫列尔的那段恋情是“沉迷于酒精和性欲的恋爱史”；她生活奢侈，身上戴的是罗曼诺夫王朝的珍贵钻石，吃喝用的是这个王族的金餐具，住的是过去沙皇的宫殿。又说在她成年后，斯大林有什么重大的政治问题都和她商量，她替斯大林管理一切事务，没有她点头，什么事情都办不成；她到瑞士去是为了提取斯大林存在瑞士的银行里的巨额金钱，等等。莫斯科的大主教也奉命发表声明，说根本不知道斯维特兰娜受洗礼之事。此外，苏联有关当局还安排一些亲苏的西方记者采访斯维特兰娜的所谓“朋友”，这些经过精心挑选的“朋友”对斯维特兰娜的评价，口径基本一致：“她父亲死后以及苏共二十大之后她很失意，老朋友们离开了她，昔日的荣耀化为乌有，不能再过豪华优裕的日子了。因此她要摆脱这种黯淡无光的生活的惟一出路就是逃到外国去，至于发表文章及出书，这是她想公众重新注意到她。”苏共中央机关报《真理报》发表文章，说斯维特兰娜出走西方，是美国中央情报局策划的。总之，就是要让世人知道，斯维特兰娜是一个不负责任、反复无常、行为放荡和精神不正常的女人；她的出逃有不可告人的目的，是被人利用的，而非受到政治方面的压制。一时间，有很多关于斯维特兰娜的负面报道在西方传播，就像凯南所预言的，斯大林的阴影在追随着她，她必须排除干扰，勇敢地面对新生活。斯维特兰娜说：“我知道对谎言不能那么认真看待，那样太伤神了；我也知道，从今以后我一辈子都得和流言蜚语打交道。新闻自由就像一把双刃剑，花费太多时间来辟谣实在不值得……对于我来说，从一个人民噤若寒蝉的地方突然过渡到一个言论自由的世界，这个弯子未免转得太急了些……但自由是最宝贵的，为了它不得不付出高昂的代价。”为了“斯维特兰娜事件”，凯南特意给美国国务卿罗斯克打电话，和他交换意见，他们都认为不能让斯维特兰娜成为“冷战”的工具。凯南特别指出，无论出于什么动机，把斯维特兰娜称为“叛节者”是不公正的；斯维特兰娜不仅仅是斯大林的女儿，更重要的是，她也是一个普通人，她应该有行使自己做人的权利。美国政府极力淡化对“斯维特兰娜事件”的渲染，并明确表态：斯维特兰娜愿意在美国呆多长时间由她自己决定；斯维特兰娜到美国是“旅行”，而不是“政治避难”；她想在什么时候离开美国悉听尊便。而斯维特兰娜的心境却是复杂的：“我像一个泅水的人，好不容易泅到了对岸，一脚踏上了实在的土地，终于可以喘一口气了。但这是一块我所不了解的土地，我也不问自己下一步该怎么办。”

    斯维特兰娜的《致友人的二十封信》拟定１０月初在美国出版，消息传到莫斯科，苏联政府向美国国务院和许多有影响的美国人施加压力，并发出警告：“斯维特兰娜的书必须推迟出版，该书若在‘十月革命’五十周年前夕出版，势必损害苏美关系。”在这件事上，勃列日涅夫们的思维有点混乱，他们竟把美国当作苏联了，忘记了美国是个出版自由的国家，莫说是什么大人物，就算是政府，也无权对民间的合法出版进行干涉，故出版商毫不理会苏联方面的要挟，如期出版了《致友人的二十封信》。该书出版后，斯维特兰娜将所得稿费捐出，一部分用在印度，建了一间医院；一部分赠送给巴黎和瑞士的两所幼儿园；一部分捐献给旅居美国的俄国侨胞所办的报刊和托尔斯泰基金会。

    在此期间，斯维特兰娜与流亡在美国的克伦斯基（１８８１—１９７０）通了电话。克伦斯基早年以律师身份从政，是１９１７年俄国资产阶级民主革命——“二月革命”的主要人物之一，曾为二月革命中许多被沙皇政权逮捕的革命党人做辩护。在１９１７年的革命中，克伦斯基成为俄国资产阶级临时政府的首脑，是一位受到广泛支持的民主主义者，曾一度与布尔什维克合作过。１９１８年，克伦斯基被迫离开俄罗斯，流亡法国；１９２８年在巴黎出版了《俄国革命》一书，是研究20世纪初期俄国革命的珍贵文献。这位在俄国近代革命史上显赫一时、经历过悲壮的政治失败的风云人物，后半生流落异邦，身世飘零，但一直保持着对生命的热爱、乐观主义和人的尊严。斯维特兰娜到美国时，克伦斯基已经８６岁，虽然年老体衰，但他依然对建设一个民主、自由和法治的俄罗斯抱着热切的政治期待，始终不渝地关注着故国的风云变幻。克伦斯基读了斯维特兰娜的《致友人的二十封信》，还看了对她的电视采访，表示在很多方面同意她的观点。克伦斯基说（大意）：对于斯大林性格中残忍的一面，我所知道的远远超过斯维特兰娜的描述。我对斯维特兰娜的出逃表示同情，在极端的压制之下，忍耐和出逃都需要勇气，否则就不堪忍受而自杀了。有人说，用忍耐的方法逃避迫害不失为一种策略，我认为可以理解，但应该进行有限度的抵抗。

    斯维特兰娜又拜访了伟大的俄罗斯作家列夫·托尔斯泰的女儿亚·里·托尔斯泰，两人相谈甚欢。苏联政府曾多次派出特使邀请亚·里·托尔斯泰返国定居，但她坚决拒绝，不与来使见面，她宁愿做自由的异乡人也不愿做失去尊严的家奴。在美国有很多俄国移民，大多数是受到各种各样的政治迫害而出走，斯维特兰娜置身其中，深切感受到流亡者去国怀乡之况味。

    过了几个月，莫斯科方面改变了态度，通过间接的渠道向斯维特兰娜示意，只要她愿意回国，将恢复她的国籍，而且既往不咎。苏联政府还邀请了西德《明星》画刊的记者到斯维特兰娜在莫斯科的家中采访了她的儿女，并让她的儿子发表了一个“声明”：“如果妈妈现在回来的话，不会受到任何处分。”斯维特兰娜对苏联政府的宣传伎俩太熟悉了，知道儿子的“声明”是官方布置的，以前她也多次接受过这类由政府事先安排的“采访”。几经艰辛才冲出藩篱的斯维特兰娜，当然不会折返苏联，她明确表示：“断无回头之理。”１９６９年１２月１９日，苏联政府为了惩罚斯维特兰娜的“背叛”行为，剥夺了她的公民权。

    斯维特兰娜在大学城普林斯顿定居下来，１９７０年４月嫁给一位美国建筑师威廉·彼得斯，次年生了一个女儿。但这段婚姻只维持了三年，他们于１９７３年５月离婚。据说，在美国期间，斯维特兰娜还有一个未婚夫是印度侨民，可惜自杀了。斯维特兰娜的感情生活亦可谓坎坷不幸，她曾无奈地说：“看来，这是命中注定。”再次成为单身母亲的斯维特兰娜并没有灰心丧气，也没有后悔自己的选择。有很多俄国侨民和美国友人关心她、帮助她，鼓励她适应新的生活。斯维特兰娜努力工作，悉心培育幼小的女儿，带着她到处旅行，生活平淡而充实，愉快又自由。斯维特兰娜说：“美国在我心目中的地位与俄罗斯和格鲁吉亚（她的家乡——引者）并存。当然我不是指美国政府，而是指这里友好而宽容的人民。正如流亡美国的俄罗斯作家纳博科夫所说：这是一个美好、坦诚、慷慨和充满理想的国家。”１９７８年，已经年过半百的斯维特兰娜取得了美国国籍。

    １９８３年，斯维特兰娜出版《遥远的乐声——斯大林女儿旅美回忆录》（中央编译出版社２００１年９月出版中译本，黄柱宇等译），叙述了她在美国的生活经历和感受。１９８４年１１月２日，去国１７年之久的斯维特兰娜重返苏联，后出版《重访祖国》一书。到了戈尔巴乔夫时代后期，斯维特兰娜再次离开苏联，定居英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