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流亡美国
斯大林的女儿逃进美国大使馆，给大使切斯特·鲍尔斯出了一个大难题。这实在是一件棘手之事，值此冷战时期，美方如果不交出斯维特兰娜，苏联政府势必视为敌对，提出强烈抗议，说不定还会引发外交风波。大使向美国国务院请求指示，国务院回复，必须在不影响外交关系的前提下当机立断，作出决定。切斯特·鲍尔斯当时有三种处置办法：一、拒绝帮助斯维特兰娜，不给她避难权；但基于人道主义、美国的传统和他自己的信念，不应该这样做。二、将斯维特兰娜送到德里的罗斯福收容所，然后通知印度和苏联政府，等待法院判决此案。这样会引起轩然大波，并造成美、印、苏三国之间不可避免的冲突。三、帮助斯维特兰娜迅速、合法、静悄悄地离开印度，到一个中立国家，让她有充足的时间为自己的去向作慎重的考虑，而不对她施加任何影响和压力。大使毫不犹豫地选择了后一种办法。斯维特兰娜的出国护照有效期为两年，这样事情就好办多了，她只需要印度的出境签证，就可以从德里飞往任何地方。这是合法离境，她要到哪里与印度没有干系，苏联没有理由责怪印度政府。按照美国大使馆的要求，斯维特兰娜写了一份声明，详述了她不愿返回苏联的原因，以证明她是自愿流亡的。就这样，斯维特兰娜持合法签证，坐了一架环球飞行班机离开印度，取道罗马、伦敦等地，到了瑞士。斯维特兰娜一离开印度，消息就传开了，苏联政府立即给各驻外使馆发出指示，要密切注视她的动向；又抗议美国人“绑架”了斯维特兰娜。印度政府则请求她返回德里，“斯维特兰娜回绝了印度政府的请求，她认为印度政府是代表苏联政府说话的。她态度坚决地说：我不想请求印度政府或印度的任何人在印度为我提供避难之地。……在印度或者任何一个苏联能够施加压力的国家里，我都会感到不安全。”而美国政府一直没有明确表示是否愿意收留斯维特兰娜，而是采用了所谓“所罗门断案法”：不必急于进入美国，先在中立国家待一段时间，以仔细估量她的动机和计划。瑞士政府同意给斯维特兰娜三个月的临时签证，于是斯维特兰娜在瑞士暂时逗留下来。在瑞士期间，斯维特兰娜很惦念儿女，又为前途未卜而烦恼，惟有通过写日记、读书来排遣羁旅愁情。她在日记中写道：读了帕斯捷尔纳克的《日瓦戈医生》，“禁不住失声痛哭，我已分不清是为书中的主人公还是为我自己悲伤。我是为自己哭，为儿女哭，为我所热爱的受苦受难的俄罗斯哭，为自己不得已离别故国一哭”。其心绪之抑郁可以想见。全世界都知道斯大林的女儿逃亡了，而且成了一个“没有祖国的女人”。有很多人同情斯维特兰娜的处境，想帮助她，给她出主意。有意思的是，瑞士、英国、澳大利亚、西德和美国都有人写信给斯维特兰娜，向她求婚，想以结婚的方式为她取得在他们国家的居留权。曾任美国驻苏联大使的乔治·凯南（曾著《列宁和斯大林时代的俄国与西方》一书）获悉斯维特兰娜陷于困境，专程到瑞士与她见面，表示愿意帮助她前往美国。凯南看过斯维特兰娜写的《致友人的二十封信》的手稿，建议她拿到美国出版，并为她找了律师。在众多国际友人的帮助下，斯维特兰娜终于办妥了持旅游签证进入美国的手续。赴美之前，斯维特兰娜收到凯南的一封信，要她做好心理准备：“到了美国，您将受到一次重大的考验，不可避免地要和新闻界见面。您还会遇到一些困难和不愉快的事，不过我们会尽量帮助您……要在远离故国的地方适应新的１９６７年４月２２日，斯维特兰娜流亡美国，在记者招待会上。
生活不是一件等闲之事，因为您和斯大林的血缘关系，这个阴影会追随着您。为了克服干扰，您必须具有比常人更大的勇气、耐性和信心。”美国国务院的有关人员也做好安排，一俟斯维特兰娜抵达美国，要尽量淡化政治气氛和避免新闻界耸人听闻的报道。
４月２２日，斯维特兰娜飞抵美国。几天之后，斯维特兰娜在记者招待会上公开露面，她微笑着“神态自若”的表情，出现在世界各地的电视新闻和报纸上，轰动一时，有记者形容，那场面就像当年赫鲁晓夫访美时的热闹情景。这也难怪西方传媒大肆宣传，斯大林女儿的出走美国，在冷战时代确实是一件大新闻。接下来，斯维特兰娜接到各种各样的邀请，当然大都是善意的，有的请她作演讲，有的请她接受采访，无非是想了解苏联人在斯大林时代和后斯大林时代是如何生活的，她是如何抛儿别女逃离自己的国家的，作为斯大林的女儿，她为什么会皈依宗教等等。斯维特兰娜对这些邀请一律婉拒。她说：“我要感谢这个在我最困难的时刻向我伸出援助之手的国家，是它收容了我，帮助了我……我愿意作为一个平常的人留在这个社会生活极其活跃、自由、丰富的国家里，而作为一个社会活动家我非其人；但我尊重这个国家社会生活习惯中的某些必要的东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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