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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件事发生在１９４２年底至１９４３年初之间，刚满１７岁的斯维特兰娜正在莫斯科大学读书。母亲的自杀给斯维特兰娜留下难以抹去的阴影，而父亲又疏于对她关爱；随着年龄逐渐长大，斯维特兰娜越来越感到孤寂，心境抑郁。这时候，她认识了年近四十的著名电影艺术家卡甫列尔（由卡甫列尔编剧的苏联电影《列宁在十月》和《列宁在一九一八》曾在我国广泛上映）。卡甫列尔的出现，改变了斯维特兰娜沉闷的生活状态，两人一见钟情，随即陷入热恋。卡甫列尔是犹太人，为人善良，才华横溢，焕发着知识的魅力；他像父兄般对斯维特兰娜关怀备至，给了她莫大的精神慰藉。这对忘年恋人一起去看电影、听音乐和歌剧。卡甫列尔还给斯维特兰娜带来很多文学书籍，辅导她阅读，其中有一本《俄罗斯诗选：从象征主义到现代主义》，斯维特兰娜经常带在身边，背诵书中的名诗，从此热爱阿赫玛托娃等伟大的俄罗斯诗人。卡甫列尔既是斯维特兰娜的初恋情人，又是她的文学艺术启蒙老师，为她打开了文艺的大门，一窥堂奥。斯维特兰娜看了很多文学名著，这些精神食粮，令她终生受用不尽，她日后能执笔为文，端赖卡甫列尔的悉心“栽培”。斯大林格勒会战前夕，卡甫列尔作为《真理报》的特约通讯员奔赴前线。由于卡甫列尔在《真理报》上发表了一篇《前线来信》，对斯维特兰娜作了许多暗示，无意中披露了他与斯维特兰娜的关系，被斯大林看到，斯大林采取卑鄙的手段扼杀了卡甫列尔和斯维特兰娜的恋情——当卡甫列尔返回莫斯科后，斯大林授意手下以间谍罪将卡甫列尔逮捕，关进国家保卫局的监狱；还逼女儿交出卡甫列尔写给她的信件和存放在她那里的物品，其中有卡甫列尔赠给斯维特兰娜的签名照片、他的笔记本、一些短篇小说初稿以及一部描写著名的苏联作曲家萧斯塔科维奇的电影剧本。这些物品，是一段纯真爱情的留念，斯维特兰娜怎能舍得！她不愿交出，坚决地对斯大林说：“我爱他！”斯大林怒不可遏，打了女儿两个耳光，找出这些物品一边撕碎一边骂她为什么要爱上一个犹太人。从这一天开始，斯维特兰娜与父亲的感情逐步破裂。就因为“不顾身份”与斯大林的女儿谈恋爱，卡甫列尔以“间谍罪”被捕，遣送至严寒的北方流放了五年，流放期满后又被送进劳改营关押了五年。斯大林死后几个月，苏联当局才把卡甫列尔释放出来，这时是１９５３年７月，他已经度过了十年流放和集中营的屈辱生活。一年后，在克里姆林宫举行的苏联作家第二次代表大会上，斯维特兰娜与卡甫列尔不期而遇。经过十一年的岁月变迁，卡甫列尔历尽劫难，饱经沧桑，而斯维特兰娜亦已为人妇，物是人非，两人惟有无奈唏嘘。
斯维特兰娜性格温柔宁静又执著坚定，多年来养成一种良好的习惯，不管在什么情况下都坚持读书。在印度逗留期间，虽然诸事烦扰，斯维特兰娜还是努力使自己静下心来读了几本书，其中一本是美国驻印度大使切斯特·鲍尔斯写的《大使报告》，书中引用了圣雄甘地的一句话，令她体会尤深，特地抄录下来：“为了挽救自己的荣誉、宗教和灵魂，为了使一个非正义的帝国沦于毁灭或者使之开始得到新生，一个人也能单独向这个帝国的全部恶势力挑战。”她一直认为，封锁是一种很愚蠢的做法，“世界不是到苏联国界为止的”，一旦走出国门，“我卸下了压在我心上和思想意识上的沉重锁链”。
既然在印度定居希望渺茫，斯维特兰娜动了向美国大使馆申请避难的念头。她从小就学英文，很早就读王尔德、高尔兹华绥、斯坦培克和海明威等著名作家的英文原著，最欣赏的是美国“隐士作家”塞林格（描写青少年问题的名著《麦田里的守望者》的作者），也常在周末到政府的别墅看只供内部放映的美国电影。斯维特兰娜在莫斯科大学历史系读书时，主修的专业是美国史，参加工作后，有机会读了大量的美国报刊，比起其他国家，她对美国的了解更多一些。
到了１９６７年３月，斯维特兰娜在印度已超出逗留期限一个多月，苏联驻印度大使馆向她传达了莫斯科方面的“最后通牒”：鉴于此行目的已达，斯维特兰娜没有必要继续留在印度，要立即返回苏联。大使馆已经为斯维特兰娜订了回程机票，她惟有回大使馆等待返国，并向苏联驻印大使别涅季克托夫取回刚到印度时就被收走的护照。别涅季克托夫大概觉得斯维特兰娜已回到苏联大使馆，而且即将返国，所以才把护照交还给她。怎料斯维特兰娜已决意出走，那种情形下，她别无选择，惟一的办法就是逃到美国大使馆寻求政治避难。很巧的是，斯维特兰娜住在苏联大使馆的那几天，使馆上下一片忙乱，布置迎接“三八”妇女节，因为届时苏联元帅、国防部副部长扎卡洛夫访印，要在使馆中会见印度官员。３月６日晚上，斯维特兰娜趁着众人忙乱，用电话约来一辆出租车，就这样直奔美国大使馆。连她自己也想不到，“忽然间一切变得那么容易和简单”；“我真幸运，我飞出了牢笼”她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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