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灰皮书，黄皮书》 序
缘由重视“反面教材”…

    缘由重视“反面教材”，才诞生了这些皮书

    用灰皮做封面，人们一看就知道是“坏书”了

    在朱学勤看来，“文革”中这些灰皮书、黄皮书，仿佛给他打开了一扇窗户：“室外的新鲜空气扑面而来，让人先是打了个寒战，接着精神抖擞起来。我很急切地寻找这些书，因为本能地感觉它们带来了新知。”

    很多在“文革”中有机会读过灰皮书、黄皮书的人，都对那段经历留有美好的回忆，对那些打开他们人生另一扇窗口的书籍心存感激。但他们心中往往有一个疑问：在那个意识形态受严格钳制的时代，为什么有这么多“修正主义”、“资本主义”甚至反动的书被翻译、出版、流通？这看起来是一件很矛盾的、不可思议的事情。实际上，这可以说是当时国家的一项最高决策。时至今日，我们需要通过某些当年的亲历者的回忆，才能尽可能回溯到事情的最初本源。

    郑异凡是中央编译局世界社会主义研究所研究员，从上世纪60年代初开始，他便在中央编译局国际共产主义运动史资料室负责编译“灰皮书”，清楚“灰皮书”最早的来龙去脉。在一篇名为《“灰皮书”：中苏论战中的“反面教材”》的文章里，他详细讲述了事情的起因：“‘灰皮书’的编译、出版，是根据毛泽东的指示，由当时主管宣传工作的康生具体负责。毛泽东历来重视‘反面教员’的作用，重视‘反面教材’，包括‘老机会主义、修正主义分子’作品的翻译出版工作，对此有过多次指示。这些指示通过当时负责宣传工作的领导传达给我们，而我们就按照上面的布置开展工作。”1960年底，中央编译局在毛泽东指示下开始编译“灰皮书”。“根据我们的推荐，人民出版社组织翻译出版了一批‘老修正主义、机会主义分子’著作的单行本。”其中，包括考茨基、伯恩施坦、鲍威尔、托洛茨基等人关于社会主义道路、苏联局势等方面的著作。郑异凡回忆：“这些书统称为‘灰皮书’，据说其名称和发行办法是康生提出的。康生说，这些‘坏书’用一种颜色纸做封面，人们一看就知道是坏书了。”“灰皮书”出版后，受到毛泽东的高度重视，特别交待要送购书证给江青，同时每本新书要送两三本到毛泽东秘书林克那里。

    曾任人民出版社总编辑的张惠卿，也是当年直接参与“灰皮书”出版工作的负责人之一。他的回忆印证了郑异凡的说法：“1960年，中共中央成立了‘反修领导小组’，酝酿同苏共进行意识形态大论战，中共中央非常重视论战前的理论准备，为了使党的高层干部对‘修正主义’的历史、流派和观点有所了解，决定以‘内部书’的形式出版一批‘修正主义者’和西方理论家的政治著作，这就是后来人们所称的‘灰皮书’。”由此可以确定的是，60年代初“灰皮书”的出现，目的就是备战中共与苏共的大论战，达到“知己知彼”的目的。毛泽东决定出版这些书，目的是让党内高层干部用批判的观点，了解“苏修”情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