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伪装“省军级”干部,索求最“反动”的书
与徐晓的“不自觉行为”不一样,比徐晓年纪略大一些的朱学勤,当年则想尽办法寻找这一类“皮书”。
朱学勤是上海人,1972年他结束插队生活,进入豫西山区的一个化工厂工作,同时坚持自学历史和哲学。1974年前后,毛泽东批示重印一些“文革”前的“灰皮书”,并组织翻译苏联及西方最新的小说、政治理论书籍。“毛泽东批准的那两批禁书,就在上海福州路上的上海书店出售,书店二楼有一个‘内部书籍供销柜台’,凭‘县团级’与‘地师级’介绍信分级别配售。”不过朱学勤更向往“‘内部’的‘内部’”:“里面还有一个柜台,凭‘省军级’介绍信才能进去,专供最‘反动’的书籍,如费正清的《美国与中国》。”朱学勤对这本书觊觎已久,可谓挖空心思,总算想了个办法,通过关系在工作单位开了一张介绍信,再到河南省委宣传部“换开”了一张“省军级”的介绍信。经过来回奔波和层层波折,朱学勤总算拿到介绍信回到上海,准备实施他的“致胜一举”。
他至今仍对这一充满戏剧性的情节印象深刻:“我先和朋友列了一张长长的书单,在介绍信有效期的最后一天,我们穿上呢质中山装,左上口袋插起一枝钢笔,尽量学出一副省军级写作组成员的派头,去到福州路上海书店,直奔二楼最里面那一间。”朱学勤谎称自己是批林批孔写作组成员,前来采购内部参考书籍,为此他忐忑不安,结果事情进行得出奇的顺利。书店营业员不仅帮他配齐了书单上的书,还热情地推介了两套后来对他帮助很大的书:《西方资产阶级哲学社会学学术资料选》16本,《苏联修正主义哲学资料选》23本。那一次是朱学勤“购书史上收获最大的一次”,总共买了四大摞书,花了300多元人民币,几乎是他当时整整一年的工资。
在那个年代,北京的徐晓们和上海的朱学勤们无疑是幸福的,因为他们身处中国最中心的两个大城市,那里集中了大批的高干,内部发行的“皮书”通过高干子女,流通到了知识青年圈子里,使得这两个城市的一部分年轻人,有机会在“一块铁板”的环境中,接触到另外的声音和思想。“北京、上海、广州,能够读到‘皮书’的人群数量是逐次下降的。”朱学勤分析。但即便是在上海,“文革”的知识青年里面,在当时能读到皮书的人,朱学勤估算也不超过5%.不过到了“文革”中后期及“文革”结束后,对“皮书”的管制逐步放松,越来越多的人接触到这些一直“受批判”的读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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