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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阶段和第四阶段则同为另一种模式，即都是前面一个汉族王朝，后面一个少数民族王朝。赵宋（319年）的后面是孛儿只斤氏的元（97年），朱明（276年）的后面是爱新觉罗氏的清（267年）。汉、唐、宋、明，这四大帝国，前两个主要亡于内乱，后两个主要亡于外侵。当然，汉唐末年，外族也趁火打劫;宋明末年，内乱也烽烟四起。结果，北方的两个少数民族武装乘虚而入，颠覆了汉族政权。
帝国的历史，大抵如此。
这是一个帝国制度不断成熟、完善的过程。它表现为中央集权的不断加强。秦创郡县制，汉因之;隋创科举制，唐因之;宋创文官制（文臣将兵制），明因之;明创阁臣制，清因之。然而越是集权，就越是糟糕。帝国历史的后半段，完全不能和前半段相比。宋是丧权辱国，元是天怒人怨，明是萎靡不振，清是死气沉沉。所谓“康雍乾盛世”，不过帝国制度彻底毁灭前的回光返照，论气度，论胸襟，论精神，均不能与“汉唐气象”相提并论。因此这又是一个由强到弱、由盛到衰的过程。以文景之治和贞观之治为标志，是“积强”。强到不能再强，崩溃。以澶渊之盟和辛丑条约为标志，是“积弱”。弱到不能再弱，瓦解（请参看本书第五章）。前面四个王朝（秦、汉、隋、唐），是自己把自己打死;后面四个王朝（宋、元、明、清），是自己把自己闷死。总之，帝国制度越是完善，越是成熟，越是精细齐备，就越是走向死亡。实际上帝国早就该死了。汉武帝“独尊儒术”以后，它就事实上不再有创造力和生命力。后来那些“发明创造”，都不过雕虫小技。之所以还出现了一个“大唐盛世”，只因为汉唐之间有一个369年的魏晋南北朝。
魏晋南北朝是帝国史上一次极大的反常。经济基础、上层建筑、意识形态，都发生巨大变化。首先是东汉帝国的大厦在宫廷政变和军阀混战中轰然倒塌，然后是一系列的王朝更替和外族入侵，刀光剑影天翻地覆，城头变幻大王旗。在北方，匈奴、鲜卑、羯、氐、羌，五胡乱华。少数民族枭雄相继问鼎中原，不断建立起五花八门历时极短、带有部落制和奴隶制色彩的新政权。中原地区汉胡杂处，比例倒挂。少数民族逐渐汉化，汉民族同时也在不断“胡化”。在南方，庄园坞堡林立，豪雄拥兵自强，失去土地和中央政权保护的自耕农，纷纷投靠豪门，成为国家编户齐民以外的“部曲”和“荫户”，地主经济退化为领主经济。建立在这种经济基础之上的上层建筑动荡不安。朝代迭次更替，政局极不稳定，唯一的统一王朝西晋，竟然重新实行“封建制”。晋武帝司马炎在公元277年大封宗室子弟为王公、郡公、郡侯、县王，而且有职有权，可以管理境内的民政、财政和军政，封国多达二十一个。前有三国鼎立，后有六朝更迭，整个魏晋南北朝，变成了春秋战国的汉胡杂糅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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