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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里面也许有种族方面的原因。隋唐帝国的创始人是都有少数民族血统的。隋文帝杨坚有鲜卑血统，唐太宗李世民则有晋北胡人血统，因此无论胡汉，均能一视同仁，无论中外，均能兼收并蓄。唐太宗曾对身边的人说:“自古皆贵华夏，贱夷狄，朕独爱之如一，故其种落皆依朕如父母。”他们甚至对各种宗教也能一体扶植，不加阻挠。唐代皇帝因为姓李，原本是推崇道教的，但玄奘自印度归来，太宗竟亲自接见，并资助他翻译佛经。其他如景教（基督教聂斯托利派）、祆教（拜火教）、摩尼教（一种古波斯宗教），都在长安设有寺院，其教正长老则由政府不分畛域地授以官位品职。叙利亚人、阿拉伯人、波斯人、鞑靼人、西藏人、朝鲜人、日本人、安南人，都在这里和平共处，和衷共济（请参看黄仁宇《赫逊河畔谈中国历史》）。有如此开阔的胸襟，岂能不天下归心?
然而，唐因混血皇帝而兴，又因混血将领而衰。公元755年，被称作“营州突厥杂种胡”的范阳节度使安禄山起兵反唐，自渔阳以十五万之众南下攻占洛阳，次年攻进长安。渔阳鼙鼓动地来，惊破霓裳羽衣曲。创造过开元、天宝全盛局面，此刻已年逾古稀的唐玄宗李隆基仓皇出逃，在马嵬坡处死了他的爱妃杨玉环和宰相杨国忠之后，逃进四川。这是唐帝国由盛而衰的一段分水岭。其时间，距公元618年李唐代隋，是一百三十五年;距公元907年朱温灭唐，则是一百五十二年，差不多刚好相等。
安禄山据说是被杨国忠逼反的，因为杨国忠老在皇帝面前说安禄山要造反，结果安禄山不反也得反。这一反，才发现伟大的唐帝国是个外强中干的纸老虎，一捅就破。所谓“帝国精锐部队”，不过是宫廷里中看不中用的仪仗队;被后人一再追忆的“开元全盛时”，则不过病态繁荣。“一骑红尘妃子笑，无人知是荔枝来”，便捷的交通和丰富的物产原来并非国家人民所用。实际上，中央集权也好，开明专制也好，说到底，都不过是为了巩固皇权，甚至只是为了极少数几个人的穷奢极欲。维系这种统治的东西其实是很脆弱的。因此，一旦王纲解纽，也就不堪一击。最后，九五之尊的皇帝连自己心爱的女人都保不住，只能“回看血泪相和流”。当然，他同时丢掉的，还有皇位。
这场叛乱最后在胡人（回纥）的帮助下平息了，大唐王朝却也从此一蹶不振。尽管此后它又维持了将近一个半世纪，但已无复当年的盛况和锐气。只要读读中晚唐的诗就知道，其气度与盛唐已不可同日而语。什么“溪云初起日沉阁，山雨欲来风满楼”（许浑），什么“商女不知亡国恨，隔江犹唱后庭花”（杜牧），那几乎是一片挽歌。帝国的黄金时代从此一去不复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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