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唐成为帝国的黄金时代，原因是多方面的。魏晋南北朝长达三百多年的动乱是一个原因（这一点我们后面还要再说），隋的统一中国也是一个原因。没有魏晋南北朝三百六十九年注入的生命活力，没有隋的创业奠基，就不会有大唐盛世。从这个意义上讲，唐太宗的所谓“贞观之治”，不过是摘了个桃子。当然，能够摘桃子，而不是像隋炀帝那样把桃子丢了，应该说还得归功于李世民的雄才大略和改革开放。
李世民非常得力的举措，就是坚持、发展和完善了隋王朝创立的两个制度———科举制度和官制制度。《新唐书》的《选举志》一开始就说:“唐制:取士之科多由隋旧。”其中一个重要的规定，就是“学者皆怀牒（谱籍）自列于州县”，也就是凭户口或出生地证明自由报名参加公开的考试，并根据考试的成绩成为国家公务员的候选人。这就是科举制度。科举制度是一种人才选拔制度，中国古代叫“选举制度”（选就是选择，举就是提拔）。这样一种制度，要远比秦汉的察举（察举征辟）和魏晋南北朝的荐举（九品中正），更合理也更有利于国家。它的意义，我们以后还要再说（详本书第三章）。这里要说的是，正因为科举制度既有利于人才选拔，又有利于中央集权，因此它也就被后世王朝所继承，并视为关系到王朝命运的头等大事，而且一直延续到公元1905年。
与此相同步，自隋始，郡县僚属（副职）不再由主官（正职）自辟（自己选配）。“大小之官悉由吏部”，也就是所有的官员都由中央任命。这无疑是为了加强中央集权。另一项也是由隋创立的重要制度是“三省六部制”，即中央机关分为尚书、中书、门下三省，其中尚书省下又分设吏、户、礼、兵、刑、工六部。中书省负责办理下行的文件，门下省负责审核上行的公事，尚书省总揽六部，负责所有的行政工作。这样看来，中书省有点像立法部门，门下省有点像监察部门，尚书省则有点像行政部门。三省分权，同为宰相。但这种“分权”（实为分工），只是为了皇帝更好地集权，甚至只是为了更好地办公（中书、门下两省其实不过是皇帝的秘书班子），和西方的“三权分立”完全两码事。不过“三省六部制”的意义仍不可小看。我们知道，中国历史上任何统一王朝都是巨型帝国。任何一任皇帝无论贤愚，都必须也只能依靠官僚集团来管理国家。这个官僚集团历朝历代人数不一，但即便精兵简政，对于那位“孤家寡人”来说仍未免过于庞大。如果没有起码的权力制衡，没有相应的制度安排，权力的运行就将无法控制。因此，帝国制度建立之初，即有行政、军事、监察的“三权分列”;至隋唐，则又有尚书、中书、门下的“三省分权”。这是因为，虽然行政、军事、监察三权已分掌分治，但行政权（相权）仍嫌过重，有威慑君权之虞。这就要再分一次，即削减相权。宋代开国以后，太祖鉴于唐末五代政局紊乱，内则权奸专横，外则藩镇跋扈，乃尽收地方之权于中央，复收中央之权于君主，实行唐末以来文武分权的中书省与枢密院“二府制”，进一步用枢密院来制约中书省（宋代中书省其实包括唐之尚书、中书、门下三省）。到了明代，朱元璋干脆取消宰相，皇帝由国家元首而兼任政府首脑，就更是集权了。当然这是后话（详见下节）。总之，科举制度选拔官员，三省制度制约权力，有了这样一个基础，大唐帝国就可以实行它的全面对外开放政策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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