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儒家思想是一种蕴含着社会理想的政治伦理哲学。按照儒家的学说，理想的社会应该既有秩序又很和谐，既有等级又有诗意。这其实也是帝国的理想———天下一统，井然有序，安定祥和。当然，儒生可能更看重“仁爱礼让”的诗意，帝国则更看重“君君臣臣”的秩序，但这并不妨碍他们共同把儒学当作旗帜和招牌。何况先秦原始儒学经董仲舒的改造后，已经掺入了阴阳五行之类的玩意，构成了一个“天人合一”的体系。按照这个体系，人道即天道。天尊地卑，所以君尊臣卑，官尊民卑，父尊子卑，夫尊妻卑，皇帝理所当然地占有宇宙秩序中的最高地位，这当然很对帝国的胃口。
儒学的另一个好处，就是简单易行。比如“出必告，反（返）必面”（出门的时候要告诉父母一声，回来后也要打个招呼），就不是什么难做的事情。这就有利于统治那些没有多少文化的庶民，有利于帝国思想的深入人心。既能尊君，又可愚民，还便于操作，岂有不钦定为官方意识形态之理?于是从汉到清，中国的思想学术界就几乎成了儒家的一统天下;而那个原本脱颖于百家争鸣的儒学，则由一家之言的民间思想，变成了至高无上的官方哲学。统治者可以用来治国，也可以用来杀人，当然，更多的是用来谋杀各种思想。
董仲舒不愧为“帝制思想家”，他确实为帝国的长治久安找到了一个良策。在此后的两千多年里，尽管王朝的更替在所难免，帝国制度却稳如泰山。这不能不“归功”于儒家思想对人们尤其是对知识阶层的影响。即便在王朝的末年，士人（读书人）也很少参加造反，顶多也就是几个“落第举子”混迹其间。另一个可以用来作为佐证的事实是，将起义者们凝聚在一起的也从来不是儒家思想，而是非儒家甚至反儒家的民间宗教信仰，从汉代的赤眉、黄巾、五斗米教，到后来的白莲教、太平天国，都如此。
这也是一笔双方都很合算的买卖。儒生向帝国奉献自己的知识和忠诚，帝国向儒生开放自己的官位和俸禄;儒生从帝国那里谋取了生存的空间，帝国把儒生从潜在的反对派变成了国家的支柱;儒生利用自己的知识给皇帝的至尊地位披上合法的外衣，帝国利用自己的权力让儒学在诸多学说中独尊;儒生获得了对意识形态的垄断，帝国则把它变成了自己的统治工具。一个独尊，一个至尊，一个垄断，一个把玩，他们当然会拍板成交。这又是一笔不平等的交易。尽管帝国承诺要按照儒家思想来治国，但在事实上，帝国是行王道还是行霸道，却完全由不得儒生。王道好用够用时，自然不妨温文尔雅，歌舞升平，一旦不够趁手，就会翻脸不认人，大打出手，甚至杀人如麻。总之，帝国可以随心所欲地拒不履行合同，谁都奈何不得。相反，儒生却必须履行“魔鬼协议”———从此交出灵魂，不再有自由的思想和思想的自由。而且，由于董仲舒代表儒生所作的这一次集体出卖，中国知识界在今后漫长的岁月里，还要遭受无数次磨难和摧残。
但对于汉武帝来说，这一手却堪称“高明之至”。从根本上讲，他和秦始皇一样主张统一思想。他的“独尊儒术”，其实正是秦始皇“焚坑事业”的继续。但他知道，要统一思想，靠杀人是不行的，得靠诛心。韩非有云:“禁奸之法，太上禁其心，其次禁其言，其次禁其事。”（《韩非子·说疑》）那么，杀其人就是最次的了。相反，收买人心则是成本最低而效果最好的办法。当然，软硬兼施仍有必要。独尊儒术就是软，罢黜百家就是硬。显然，这里只有手段的不同，没有本质的区别。正如顾颉刚先生《秦汉的方士与儒生》所言:“秦始皇的统一思想是不要人民读书，他的手段是刑罚的裁制;汉武帝的统一思想是要人民只读一种书，他的手段是利禄的诱引。结果，始皇失败了，武帝成功了。”
成也萧何败也萧何。帝国制度靠独尊儒术得以延续，也将因罢黜百家而丧失活力。“百家罢后无奇士，永为神州种祸胎”（于右任语），诚哉斯言!只不过这笔账要到很久以后才会得到清算，而且得由大清帝国来埋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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