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但遗憾的是，人们往往会为了如此种种的枝末细节而争论到深夜，甚至不惜为此拳脚相加，相反，他们却从来想不到那种最直接、最容易、也最易于得出结论的方法，亲自去看一看事实的真相来解决问题。
高层次的抽象标签（如“办公文件”）与低抽象层次的标签（如“琼斯公司合同”）之间的混淆将导致这样的结果：当你定购“贝茜”（Bessie）的时候，你得到了“奶牛”贝茜。这也许更多地涉及到一个社会问题，而不是一种投资现象，但是，当我们投资购买弗卢哈弗·垂拉公司股票的时候，跟踪道琼斯综合指数的做法无疑徒劳无功。一部广角摄像镜头，有可能捕捉到全班同学的身影，但却不可能抓住每个人身上的太多细节。
正如我们所看到的那样，如果有可能亲自去检验那些简单的事实真相的话，你将不会有太多的困惑。人们往往就是因为忽略了这一简单的预防措施，而最终陷入无尽的烦恼之中。不幸的是，我们并不是任何时候都有可能实施这样的实地观测。造成误解的最主要的一个原因，便是把那些高抽象层次的标签当作了低抽象层次的标签来使用。
在低抽象层次上，我们会得到某种事物的详尽信息。例如，贝茜，一头奶牛；居住在谢里丹大道（SheridanAvenue）24号的小詹姆斯·爱德华·马科菲先生（Jr.JamesEdwardMacphee）等等，这些描述都指代了某种特定而具体的客观事物，如同“琼斯公司，第A-15-62-X号合同，1958年5月5日”的描述一样。
我们平时使用的许多语言标签，便属于高度抽象的范畴，例如，“奶牛”这个词，它根本不能够告诉我们任何有关奶牛贝茜的个体特征、身体构造或是性格脾气等信息；事实上，这个词完全忽略了奶牛之间的个体差别。所以，如果我请你给我来头奶牛的话，你完全可以从千万头不同颜色、不同大小、不同种类……的奶牛中，挑选任意一头给我，而这任意一头奶牛百分之百地符合“奶牛”这个标签下的定义。这就是说，“奶牛”并不包括太多细节的描述，它的作用只是让我们能够把奶牛与其他种类的动物或其他种类的事物区别开来。
同样的道理，“居住在谢里丹大道24号的小詹姆斯·爱德华·马科菲先生”则完全可以锁定某个特定的人（当然，那种居然还有另一个居住在谢里丹大道24号的小詹姆斯·爱德华·马科菲先生的极少数情况除外）。“男人”这个词则不同，它外延广泛，人类社会中的每一名男性成年人都归属于它的名下。如果我需要寻找一名男人，我的搜寻工作将不费吹灰之力，任何男人都符合我搜寻的条件，因为“男人”涵盖了他们所有的人。毫无疑问，你高举着的“男人”字样的寻人启示牌，根本无法帮助你找到火车站内的姐夫；也无法帮助你挑选出一位优秀的高架起重机操作员；或者是帮助你逮住昨天晚上盗窃国家第二银行的窃贼。我们早已把被你称作“男人”的所有人都塞入了同一个鸽巢。因此，仅就这一巢洞上的标签而言，我们根本无法区分出他们之间的任何差别。
当我们忘却了这一点，忘却了高度抽象的语言仅仅是某个鸽巢的统一的标签，而这一鸽巢中填入的将是各种各样的东西的时候，我们便将无可避免地陷入困境。如果我们不能够具体地指出我们所需要的究竟是哪头奶牛，那么，不管我们的心目中如何清楚地知道我们所需要的只是奶牛贝茜，我们也将会发现，送来的却是奶牛博西（Bossie），与贝茜长得非常相似，但却几乎不产牛奶。如果我们将某个人误认为另外一个人……你有没有注意到，全世界一半以上的文学著作，从雅各布和以扫（Jacob和Esau都是圣经故事中的人物）开始，便都是以这种混乱而令人迷惑的情节为主线构思而成的故事。
如果你曾经在某个办公室工作过，你会发现，要从所有带标签的合同文件中，找出琼斯公司的第A-15-62-X号合同实在是件很费劲的事情。如果我们不能够清清楚楚、详详细细地告诉秘书我们所需要的究竟是哪份合同，并用最低抽象层次的词汇来描述这份合同的具体特征，以确保这份合同完全能够与其他的合同区别开来的话，秘书小姐将很可能送来一份毫不相干的文件，而我们最终失去一位极有价值的客户。
听起来很容易理解吧？！也就是说，你不可以期待这样的事情：随随便便地说一声“送头奶牛来”，然后就有人给你送来一头与贝茜一模一样的奶牛？或是随便雇佣（或嫁给）某个男人，然后发现他恰好就是你曾经在某个地方遇到的某个人（或者正好就是你想象中的、虚构的某个人）？或者冲到一大堆带标签的合同文件旁边，随手翻开第一份合同，而这份合同就正好是你需要的那份与琼斯公司有关的文件？
让事情保留它的原汁原味，一切就会变得直观而简单。但是，人们往往“乐于”将简单的事情混淆起来，却又常常对混淆后所产生的令人费解的结果大惊小怪。人们时常将那些大而广的、一般性的、高度抽象的概念与那些精确的、范围狭窄的、具体的、低抽象程度的词汇混为一谈，其后果是灾难性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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