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康熙二十二年（1683年）农历八月十四，施琅踏上了台湾的土地，接受郑氏家族的投降，几天之后，施琅又当着台湾百姓的面，宣读了康熙的诏书。康熙保证，只要那些对抗清廷的台湾人能真心悔过，大清既往不咎，一定会好好安排他们归降后的生活。
施琅对康熙的“仁政”思想颇为了解，当即率人到郑成功的庙前进行祭祀，一如康熙到金陵拜遏明孝陵。事实上，施琅的父弟子侄都为郑氏所杀，郑氏归降之初，曾对施琅满怀戒心，认为施琅定会杀害郑氏一门，鞭尸泄愤。施琅用实际行动一次次地告诉郑氏家族，自己不会为了个人恩怨，不顾大局。在告祭完郑成功庙后，施琅命人护送郑氏家族上船，一路予以优待，同时又禁止官兵骚扰民众，宣布免除台湾人三年徭役，减去十分之四的租谷。在施琅的努力下，台湾的生产很快恢复，施琅不单收复了台湾，还代表康熙俘获了台湾的民心。
康熙对施琅的工作非常满意，但紫禁城内又在如何治理台湾上发生了争执。有的大臣认为，台湾面积狭小，没有让清朝的版图扩大多少，不如将台湾居民迁往内陆，仅将澎湖一地作为东南屏障，派人留守。有的认为台湾根本不需要下重兵防守，其四周都是大海，大海就是最好的屏障。有的担心台湾发展好了，当地人难免萌生夜郎自大之心，割据一方，与其这样，还不如放弃台湾。大学士李光地甚至认为，干脆就把台湾给荷兰人算了，让荷兰人定时上贡，既能播撒国威，又能收获好处。
这些大臣根本不知道17世纪末，欧洲诸国已经走上了殖民扩张的道路，那种世界各国各据一方少有往来的时代即将结束，中国那天朝上国的地位正在发生变化。
正如力保台湾的施琅所说，台湾多山，港道复杂，北连吴会，南接粤峤，是江浙闽粤的重要屏障，东南地区的安全保障。即使台湾是不毛之地，大清也必须想办法保护好它，更何况台湾人口稠密，农工商贾都相当发达，是十足的宝地。这样一块既极具战略意义，又富庶物博的地方，怎能丢弃不管呢？若放弃台湾，则势必助长海患，清朝不重视台湾不代表那些有心颠覆清朝、侵占清朝领土的贼寇也会忽略台湾，这些心思不轨之人大可以利用台湾的地理优势，养兵蓄将。
清朝不能将台湾居民迁走，人口大迁徙难免滋生民怨，还会耗费国家大量财力、人力，稍有差池就会引发大动荡。陆地上祸患受地形限制扩散缓慢，国家政府有时间出手应对，而大海上的祸患则无地形可拘，一旦迸发很难遏制。台湾的军事意义不容辩驳。只在澎湖设重兵而弃台湾更行不通，台湾富而澎湖贫，台湾强而澎湖弱，没有了台湾，在澎湖布再多的兵也无济于事。不管施琅是否对世界大势有所了解，他的目光已然超出了天朝上国的局限，他正站在世界大环境的角度上考虑着中国的处境。可惜的是，在当时的清朝像施琅这样的人太少了。不过，所幸的是，康熙认真考虑了大臣们的说法，最终采纳了施琅的意见。
康熙二十三年（1684年）农历四月十四，康熙正式批准在台湾设置地方军政机构。紧接着，台湾便设立起台湾府和凤山县、诸罗县、台湾县，台湾的一府三县皆隶属于福建省，由一员总兵、两名副将负责管理台湾军务。最初，清政府在台湾驻扎了8000兵士，其中澎湖就有2000驻兵。这些驻兵被划分成8个营，每个营都有游击、守备、千总等官。台湾的军政机构和清朝其他地方的别无二致，就连府衙都是坐北朝南的，在此之前，台湾人习惯将府衙的大门对着西方。
这一年年底，郑氏家族派郑克到紫禁城面圣，康熙果然没有食言，当即封郑克为一等公，并授予郑克的叔叔、弟弟以四品官职、骁骑校。郑克手下重将也得到了一定的职位。郑克的部下刘国轩骁勇有谋，深得康熙赏识，被提拔为直隶天津总兵官，统领京畿兵权，刘国轩后来成了清朝的栋梁之材。其他前来归降的官兵也得到了很好的安置，愿意继续戎马生涯的被编入伍，愿意解甲归田的，康熙便给地给牛。在这些台湾归降人员中，有不少都是前明的捍卫者，康熙不问他们的过往，一律予以优待，让这些人想不出有什么理由再反对大清。对比明末宫廷的残忍腐败，郑氏家族的混乱弱小，康熙王朝的强大清明不言而喻，继续反清已经不仅仅是和康熙作对，而是和盛世安康作对。
台湾回来了，放眼神州大地，已经没有哪寸土地不在清朝的控制中，前明的余势在一点点消散，康熙备感安慰。只是经过这么多年的征战，大清的家底已不甚丰厚，若是不能刺激经济崛起，内忧外患势必重新抬头。
兵家说欲擒故纵，哲学家说休养生息，康熙扩充大清国库的办法不是横征暴敛，而是大规模减免赋税。藏富于民总比藏富于爱新觉罗一家要好。
康熙二十四年（1685年），康熙召集大学士，要他们和户部好好商量减免各省钱粮事宜。大臣们研究了半天，终于找到一个既不会让大清拮据，又可以让百姓负担大减的两全之策——各省轮流减税。这一年，康熙开始在北方和俄国作战，军费开销数目不菲，尽管这样，他还是宣布免去江南、江西、山东、陕西、胡广一带的赋税。
康熙是个既能指挥军事战斗，又懂得治理国家经济的全能皇帝，而对老百姓来说，没有什么政策比免税粮、丁银、逋赋更实惠的了。
康熙五十一年（1712年），大清已然迎来盛世，康熙没有在老百姓富起来时追加税收，而是进一步宣布“盛世滋生人丁，永不加赋”，人多而地未广，地未广意味着生产有限，怎么能因人口数目的增多而加征钱粮呢？这对百姓太不公平。独乐不如众乐，百姓的笑颜就是一个皇帝最伟大的功绩，也是一个王朝最坚固的屏障。
有盛举，才有盛世。康熙打开了大清盛世，并为这盛世的延续奠定了基础。
看着百姓生活好了，康熙也非常高兴，他开始向属下“炫耀”自己的盛举秘诀——节俭。认为大清能够在大规模大幅度减免赋税的情况下，依然不用为钱财担心，实在得利于自己在日常生活上的节俭。康熙是历史上少有的几个以节俭为乐趣的皇帝之一。
康熙于外，没有把钱花在旅途上；于内，也不兴土木工役。在清宫中生活的法国传教士白晋就感叹，康熙身为世界上最富有的君主，其本人的生活竟如此简单朴素。康熙很少吃山珍海味，把“节饮食，慎起居”当成养生之道，果蔬清茶，自得其乐。
康熙当政时，偌大的紫禁城每年用柴不过七八万斤，红螺碳百多万斤，明代的这个数字分别是2600万斤和1200万斤。康熙先后六次南巡，大多住在官员的府邸里，只在扬州、杭州等地建了少量行宫。后来的乾隆南巡，一路建了大大小小三十多处行宫。康熙晚年时，每月的膳食开销有时只有六百来两，算上大宴群臣的花销，一个月最多不超过4000两。
历史上建功立业的帝王多，提倡简朴的帝王也不少，但能在国家处于盛世，建立了大把功绩后，依然淡泊地过日子的帝王屈指可数。很少有人做到在“以一人治天下”的同时，还坚持“不以天下奉一人”。
康熙时代的紫禁城，庄重而清新，一扫明末的奢靡腐败之气，也一扫清初的血腥蛮横之风。努尔哈赤、皇太极征服了中原江山，康熙则征服了中原民心。
南明前明彻底成为历史，那些尚怀有复明之心的人不得不承认这样一个事实：推翻一个万民拥戴的盛世王朝简直是痴人说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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