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顺治二年（1645年），大清的皇权还掌握在顺治的叔叔多尔衮手中。多尔衮主张用“重剿轻抚”的办法对付汉人，在大力推广圈地令、逃人法的同时，他又拿出了剃头令，要求汉人剃发易服，以示对清朝的臣服。
这在当时的汉人看来是莫大的侮辱，很多人不理会“不随本朝之制度者，杀无赦”的威胁，也不管“留头不留发，留发不留头”的恐吓。清兵奉命出巡，四处检查汉人头发，他们背着的剃头挑子上赫然悬挂着一颗颗人头。在惨无人道的剃头令下，有的汉人甘愿跑到荒山野岭和野兽为伴，有的汉人愤而自杀，那些已经被剃了头的，则为剃下的头发修建坟冢，痛哭祭祀。
康熙明白“水能载舟，亦能覆舟”的道理，他知道大清王朝长治久安的关键便在一个“仁”字上。而康熙最大的优点之一便在于能够积极地面对错误，理智地处理问题，作为一个至高无上的帝王，这一点难能可贵。看着那些奋力支持吴三桂的汉人，康熙没有恼羞成怒，也没有用更惨烈的屠杀教训不肯臣服的刁民，他要夺的是汉人的心，不是汉人的命。
康熙十六年（1677年），和吴三桂的战事还酣，康熙便有计划地拉拢起汉人来，他先从身边做起，邀请汉族官员张英、高士奇等入值内廷南书房。康熙的寝宫是乾清宫，南书房就在乾清宫的西南角。这些入值南书房的汉族官员看起来只是陪康熙做一些清赏雅玩之事，实际上却在和康熙商讨军政，拟撰谕旨。到了康熙三十三年（1694年），翰林院、詹事府、国子监的汉人官员轮流入值南书房已形成一种制度。但凡入值南书房的汉人官员，不管之前担任什么职务，都会被授予翰林职衔，备受敬重。
第一批入值南书房的高士奇，最初只是个穷得丁当响的书生，连乡试都没考过，只能坐在报国寺前靠给人写字为生。大学士明珠喜欢高士奇的字，将他推荐进南书房，没多久高士奇就晋升为礼部侍郎。张英入值不到3年，也升为礼部侍郎，最后成为一品大学士。张英的儿子张廷玉后来成为康熙、雍正、乾隆三朝的高官。张英共有5个子孙因入值南书房平步青云。张英一家“父子宰相府，五里三状元”，是由康熙亲手扶植起来的汉族新贵。
“自古一代之兴，必有博学鸿儒振起文运”，康熙十七年（1678年）平藩之战正处最关键的时刻，康熙宣布设立博学鸿儒科。但凡文词卓越的人，不管有没有当官，都有机会进入博学鸿儒科，康熙将亲自主持入值博学鸿儒科的考试。
当然，并非每个书生都有机会参加皇帝主持的考试，要具备考生资格，必须有地方官员的举荐，康熙试图用博学鸿儒科笼络隐逸民间的文士才子，改善和南方文人的关系。
一些路远的考生抵达京城时已是冬天，考虑到冬天寒冷而日短，康熙下令将考期推迟到第二年三月，还命令户部好好照顾应试人员，每月发给考生三两银子，三斗米，让他们安心备考。不管这些人是否能成为大清的栋梁，康熙至少让他们看到了清廷的诚意。入值博学鸿儒科的汉人将承担修《明史》的任务。
考期到了，143名考生一早聚集在太和殿前的体仁阁。康熙并不着急考验他们的才华，而是在考试前特地为考生准备了宴席，还命一品大学士，掌院学士的满汉官员陪宴，以示对考生的敬重。在当时，即便是状元郎也享受不到皇帝赐宴的礼遇。
博学鸿儒科的考题不是死板的八股文，而是颇能显示文人才华的诗赋。考试完毕后，康熙又请诸位考生喝茶，自己则埋首于试卷中，小心阅读。
参加博学鸿儒科考试的，未必都出于自愿，一些文人故意将文章写得很糟以期落选。名士毛奇龄曾在南明任事，在考试中用语犯忌；彭孙有“素工词章，时号彭王”的美誉，应试的诗赋却词句不通；严绳孙读书过目不忘，却只写了一首小诗敷衍了事。考试结果下来了，彭孙考中一等，严绳孙取了二等，毛奇龄也成为博学鸿儒科的一员，他们的小把戏没有瞒过康熙。康熙对汉族名士颇有了解，不想放跑一个人才，没考中的或没参加考试的，只要才华够了，都可到内阁工作。名士傅山被强行抬进考场，一进紫禁城便大哭着滚倒在地，康熙没有动怒，反倒任命他为中书舍人。抗清文士黄宗羲拒绝入仕清廷，康熙便让地方官员到黄宗羲家抄黄宗羲的文章，黄宗羲大为感动，让儿子代替自己到紫禁城去修订《明史》。
当时，有人曾作诗讽刺那些为清廷效力的汉族学者，说他们“当年深海为周粟，近日翻思吃满粮”。但是，看着康熙如此诚恳地接受汉文化，汉族文人很难不被感化。
康熙二十三年（1684年）农历十一月初二到金陵，即今天的南京，亲自拜遏明孝陵，那天有不少金陵人都跑来观看，甚为惊奇。当天上午，康熙还率领大臣侍卫对明孝陵行了三跪九叩大礼，以示对朱元璋的尊敬。很多在场的百姓都感动得落下了眼泪。
康熙精心看管着明孝陵，江南地区的抗清思想渐渐弱了下去。《礼记》中有言“欲正其心者，先诚其意”，康熙要将大清丢掉的民心收拢回来，要让那些怀恋着明朝的汉人接受满族。尽管不是所有汉人都放弃了抗清斗争，但康熙为大清奠定的盛世基业，已经足够说明他在收买人心上的成就。
英雄不问出处，英明的君主也是如此，前明南明都已是过眼云烟，清朝的皇帝正在为百姓的幸福生活努力。大家看到了康熙的诚意，也接受了他和他的王朝。多年之后，康熙感叹，汉人真的很难治理，汉人的心思难以捉摸，未必能一心一意忠于清朝，即便清朝如今已进入承平之世，还是不能忘记当初的危难。
早在铲除鳌拜时，康熙就曾下命令北京地区的满人将所侵占的汉人房屋悉数物归原主，那时，康熙还是个十几岁的孩子。康熙二十四年（1685年），康熙彻底结束了长达几十年的圈地活动，昭告天下“民间开垦田地，永不许圈占”。康熙三十八年（1699年），康熙将抓捕逃人的兵部督捕司改成刑部督捕司。这一年没有一个官员因疏忽追捕逃人被弹劾下台，也没有一个人因窝藏逃人获罪。康熙五十一年（1712年），康熙又宣布“永不加赋”，并取消新增人口的人头税，广大农民欢呼雀跃。
收买汉人的心，收买大清的民心，贯穿了康熙的整个政治生涯。
康熙的身上流着汉人、满人、蒙人的血，他敬重汉族学者，饱读儒家经典，灵活地运用着汉人的治国之术。同时，他又尚武刚强，贪恋着雄健的草原文化。康熙曾亲自率着满蒙骑兵，在京城以北的大草原上策马狂奔，丈量土地，修建了宽300里，长200多里的木兰围场。
康熙不想这些贵族沉溺于安逸的生活，也不想他们忘记满人当初是以怎样骁勇剽悍的姿态夺取了江山。平定三藩后，康熙每年都要带着满蒙贵族到木兰围场打猎骑射，康熙晚年曾得意洋洋地告诉手下，从小时候算起，自己总共打下135只老虎，132只野猪、90头狼、20只熊……在康熙的影响下，木兰秋狩成为一种制度延续下来。
满汉文化在紫禁城中交融碰撞，迸发着活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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