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李元直是雍正王朝有名的刚直之臣，他给雍正进折，毫不隐讳地谈到了官场弊端，皇帝说好的时候，底下的大臣不敢说不好，皇帝说不好的时候，大臣们又不敢说好。雍正看了李元直的这份折子，深有感触，特地邀李元直入内廷赏了李元直不少荔枝吃。遗憾的是，后来那些沽名钓誉的大臣联合一处诬劾李元直，以致李元直愤而罢官。
李元直可以一怒之下回家过闲云野鹤的日子，雍正却还要坐在紫禁城里，和官场的虚妄之风搏斗。
雍正细心捕捉着官场的微妙，他告诉大臣官员，百姓的称颂才是为官者的“名”，奉公尽责，才是为官者的“实”。那些擅长钻营的大臣一听雍正这么说，立刻动起了脑筋，这些人最会做表面功夫，也最擅长察言观色，他们干脆宣布，当官的要无私地为百姓做贡献，怎么能领取俸禄工资呢？为了不给大清的黎民百姓添加负担，就不领俸禄了。这些人本以为雍正会为此大为感动，有了皇帝的肯定，博得了美名，加官晋爵指日可待。然而，他们的如意算盘终究是竹篮打水一场空，雍正对他们的评价不过“沽名钓誉”四字。
雍正对每一个封疆大臣都说过，做官就要“摒弃虚文，敦尚实政”。而为官者有所作为的前提则是“实心行实政，重公忘私”。雍正大力提拔一批“实心行实政”的良臣佳吏，告诉那些擅长迎合的臣子，到底什么样的人才是皇帝真正赏识的。
雍正元年（1723年），内阁侍读学士田文镜将山西省大灾荒和财政亏空的情况，直言不讳地报给雍正。不少大臣得知此事后，都为田文镜捏了一把汗，万一雍正为这个坏消息震怒，很有可能将火撒在汇报消息的田文镜身上。没想到雍正看了田文镜的奏折后，大叹田文镜是“直言无隐”“忠君爱民之人”，还将田文镜升任为山西布政使，加以重用。
雍正七年（1729年），大臣们商量，在全国地方设立讲约所，每月初一召集农民学习《圣谕广训》。《圣谕广训》是康熙的圣训集锦，把它拿到民间宣讲，其实是对老百姓进行普法教育。雍正爽快地批准了这个提议。
此时的田文镜已经是河南山东两省的总督，得知此事后，立即向雍正指出按月宣讲《圣谕广训》有所不妥。老百姓农事繁忙，哪里抽得出时间学习康熙圣训？建一个讲约所花费不多，但若在全国各地每个乡村都设讲约所，也是笔为数不小的开销。田文镜提议在春仲、秋末、冬初等农活不忙的时候，根据地方的具体情况进行宣讲。雍正看完田文镜的奏折，虚心地接受了田文镜的意见。
云贵总督鄂尔泰是康熙年间的进士，为人正直，敢说实话，也像雍正一样年过40才得以在政治上大显身手，晚年的康熙没有发现鄂尔泰是“不计一身利害，大公忘我”的良臣。雍正则把鄂尔泰当成模范大臣，经常当着文武官员的面，夸奖鄂尔泰的“忠公”。
雍正对自己的要求很高，这从他每天都埋首于大量奏折，做兢兢业业的皇帝上就可见一斑。在以人治为本的古代社会，用人无疑是治理天下的基础。好人不一定能成为好官，国家最需要的是治世之才，不是空有一颗善心的庸人。雍正大量提拔敢讲实话的官员，也格外器重能做实事的官员。诚实、务实是雍正的用人准则。
雍正仔细观察着官员大臣，把遵纪守法的官员分成两类，一类是乖巧听话，无过无功的木偶式官员；一类是不那么听话，但非常有才干的千里马式官员。雍正没花多少力气就做出决定：“去庸人而用才干”。
一般的皇帝都是求贤若渴，但不是所有的皇帝都有信心驾驭有才干的下属。皇帝也是普通人，看着大臣的能力在自己之上，功劳在自己之上，心里难免不是滋味。而一些疑心重，或对权力不够自信的皇帝，也不敢放开手脚任用有才之人，免得这些人权力大了，凌驾在自己头上。
雍正上台时，皇位不那么安稳，但这丝毫不影响雍正选贤举能的心情。按照雍正的看法，当官的没有作为，就是失职，这样的人管理起来虽然方便，但很容易误事。雍正毕竟是从众多兄弟中拼杀出来当上皇帝的，他自信完全能驾驭好手下大臣。
官员有所作为，百姓生活好了，大清的社稷才能牢靠。庸碌无为的官员，好事做不出，坏事管不了，白白让皇帝百姓寄托了一番希望，养着庸官既不利于王朝长治久安，也无以净化官场的坏风气。湖南巡抚王国栋，为人清廉勤勉，可在任那么多年，却拿不出什么像样的政绩；云南开化总兵仇元正，本分老实，也做出过一些成绩，可无奈年纪大了，体弱眼花，懒得料理事务；直隶吴桥知县常三乐，奉公廉洁，可为人胆小懦弱，遇事能推就推，生怕惹上什么麻烦；山东曹县知县王锡上任一年，没解决一起重大案件，让百姓失去了信心……若在往常，不出什么意外的话，这些官员或许可以不紧不慢地继续自己的仕途岁月，待年纪大了，再风风光光告老还乡。但在雍正王朝，庸官的政治生命就如昙花一现。王国栋被调任了，仇元正回老家了，常三乐遭到罢免，王锡因失职入狱5年。他们的职位都由富有才干的官员顶替，雍正用实际行动告诉文武百官，清朝容不得干吃饭不干事的庸官。
雍正决意靠才干之人治理国家，对人才能者非常爱护，尽管这些人大多恃才傲物，时不时便会冲撞上司，也有各式各样的缺点。雍正不是个拘泥于小节的人，既然决定重用有才干的人，首先要具备宽容这些人缺点的气魄。
浙江总督李卫，果敢能干，整盐业、治盗贼、修河道、垦民田，是难得的治世人才。但他为人大大咧咧，不懂恭谦委婉，被对手抓住的小把柄也着实不少，比如顶撞上司，收取小礼物，在执事牌子上写“钦用”，自高自大……雍正时不时就会收到要求弹劾李卫的奏折，一次，几位大官还联名上书告李卫的状。对此，雍正只是一笑了之，他也知道李卫是“粗率狂纵”之人，但李卫刚正廉洁、实心任事的优点远远盖过了“粗率狂纵”。雍正非但没罢李卫的官，还加封他为兵部尚书、太子太傅，后又任命李卫为刑部尚书、直隶总督，只是在批复李卫的奏折上，颇为关切地嘱咐李卫要“谦恭持己，和平接物”。
有才干的人，未必是有经验的人。看着这些年轻有才而资历尚浅的人奔赴重任，朝中的一些保守人士不干了，生怕大清江山被这些新人搞乱。对这个问题，雍正倒是看得颇开，选贤举能不能带着成见，再说，经验总是从实践中积累来的。
政有缓急，人有强柔，一个善用人的人，知道将人才安排到最合适的位置上去，扬其长，避其短。老虎在水里就没有了用武之地，把能者放到违背其才能的环境中，无异于浪费他们的才干，于能者自己，于国家朝廷，都没有益处。
惠士奇是雍正时代的翰林院侍讲学士，其还是孩童时写的诗，就令很多饱学之士由衷赞叹。像当时的大多数读书人一样，惠士奇考中进士后正式进入仕途，成为广东学政。一次主持科举考试时，惠士奇一篇文章都没看中，也就一个人都没录取。这件事很快传到了紫禁城，渴慕人才的雍正遂向两广总督杨琳询问惠士奇的详细情况。杨琳告诉雍正，惠士奇虽堪称一代才子，但在行政管理上就不那么擅长了。雍正听罢，将惠士奇召到了紫禁城，命他做了专管文史之事的翰林院侍讲学士。在新职位上，惠士奇果然如鱼得水。
按照清朝的传统，在中央同级官员中，满族官员的地位要比汉族官员高。这个老传统显然是违背了选贤举能的“不拘一格”原则。雍正不满被这个传统掣肘，不顾大臣反对，按才排位，将吏部尚书汉人大学士张廷玉，列在了同为吏部尚书的满人傅尔丹之前。雍正四年（1726年），川陕总督岳钟琪上奏说，陕西的驻军缺人领导，四川的武职中倒是有不少能够胜任之人，只是要四川官员到陕西上任，不合制度，不知该如何是好。雍正便告诉岳钟琪，不要被现有条例拘缚，万一相关部门不批准，他就亲自下旨支持岳钟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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