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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臣们完全忽视了嘉靖帝此时心里的空虚,仍然固守着严谨的伦理与皇帝分庭抗礼。然而此时有一个人看清了局势,他了解皇帝此刻最需要什么,于是伸出手准备将这个被文官压得难以呼吸的新皇帝拉出来。当然,此人并不是单纯地同情嘉靖帝,如果没有利益的驱使,他绝没有胆量与庞大的文官集团抗衡。这个人名叫张璁,一个半生都用在考取功名上的读书人。在过去的20年中,他连续7次会试落榜。一直到正德十六年(1521年),时来运转,中了进士。这个时候,他已年近天命之年,进入仕途也不会有什么发展。但是有人给他算命,告诉他不仅能中进士,而且还会天降“骤贵”。就是因为这个预言,张璁一直不知疲倦地在仕途中摸索。嘉靖帝即位后,与众臣发生争执,朝廷之上一片紧张气氛。张璁在一旁默不作声,他在观察,想知道皇帝立生父为皇考的决心有多大。如果皇帝本身就不够坚定,那么此时出手一定会落个晚节不保。同时还必须精通礼法,掌握了充足的理论才能有力量与内阁首辅们对抗。
经过一段时间的观察,从嘉靖帝几次三番退回奏折,到留中不发,已经足够让张璁看到了皇帝的决心。那时,杨廷和等人的势力遍布朝野,还没有人敢公然挑衅,然而张璁却肯定这种局面会被打破。这位自信的47岁进士,决定不再置身事外,为了“骤贵”与命运搏一把。如果这个时候能站在皇帝一边,将来仕途定是一片灿烂,荣华富贵将会滚滚而来。
几天之后,张璁向皇帝递交了《正典礼第一疏》。这份奏折的出现让几陷绝望的嘉靖帝看到曙光,欣喜若狂之后,就是要挺起腰板与内阁们一分伯仲。
奏折的内容条理清晰,逻辑紧密,环环相扣。张璁表示,古往今来孝子就是要尊亲,而尊亲的极致表现就是让天下人来共同尊崇。皇帝试图为父母定下尊号来给万民尊崇是种大孝,“礼非从天降,非从地出也,人情而已”,人情才是礼的根本。而且廷议中所举的宋代璞王的故事是不合理的,当年汉成帝和宋仁宗都是先立太子,养在宫中,也就是说汉哀帝于宋英宗早已是皇帝的继子,所以他们认继父为父理所当然。然而嘉靖帝是直到武宗驾崩之后,才因聪明仁孝被选来继承大统,和这两个故事毫不相干。况且遗诏中明明写着“朕皇考亲弟兴献王长子厚”,这就是说嘉靖帝的继承身份是孝宗皇帝的亲弟弟兴献王的长子,并不是孝宗的儿子。先帝的遗诏证明嘉靖帝是继承祖宗的江山,而不是继承孝宗脉系。倘若兴献王在世,难道也要为了延续孝宗脉系而变成他的子嗣。另外,嘉靖帝的生母尚且在世,难道见面却要行君臣之礼,世上哪有母亲为儿子下跪的道理,岂不是有悖孝义。而且根据程颐的说法,长子是不能去充当别人继子的,如果继承祖父的脉系断绝了,长子又是独子,应该继承祖父。这样说来,嘉靖帝继承的应该是明宪宗,而非明孝宗。继统与继嗣是两个截然不同的概念,继统的同时不一定要继嗣。
张璁虽然是新生力量,但是这番铿锵有力的言论如同一场飓风,卷起了风波荡漾的朝廷一层层巨浪,让杨廷和等人措手不及。有了张璁所提供的理论武器,嘉靖帝壮着胆子下达了一份手敕,加封自己的父亲为兴献皇帝,母亲为兴献皇后,自己的祖母为康寿皇太后。然而他低估了杨廷和作为首辅的权力,杨廷和动用了首辅最大权力,将手敕原封不动地送还给皇帝。这个举动对嘉靖帝来说无疑是种对皇权的蔑视。接着朝堂之上弹劾张璁的奏本源源不断,嘉靖帝只能从长计议。
嘉靖三年(1524年)七月,皇帝命人除去“本生皇考恭穆献皇帝”中的“本生”二字。这一举动将君臣之间的斗争推向了高潮,也真正在历史上上演了何为“吃人的礼教”。
杨廷和的儿子杨慎告诉群臣,国家养士150年,是时候为了礼义挺身而出了。于是在杨慎的号召下,群臣跪伏在左顺门,高声呼喊太祖高皇帝、孝宗皇帝。嘉靖帝派太监命他们退下,但是群臣仍然无动于衷。朱厚璁彻底愤怒了,完全没耐心与这些文官斗下去了,命锦衣卫将8名翰林学士投进诏狱。杨慎等人撼门痛哭,声震九天。朱厚璁怒不可遏,下令将134名五品以下的官员也逮捕入诏狱拷问,四品以上的官员待罪。嘉靖帝是真的忍无可忍了,他不明白自己是紫禁城中的至高者,为何要看官员脸色行事,他决定用血腥的方法来提醒百官,谁才是紫禁城的主人。接着,杨慎、张原等倡议者被罚以廷杖。张原当场被杖死,杨慎等则或被贬为庶民,或发配边疆充军。这就是震惊历史的“大礼狱”。明朝文官前赴后继,为了礼义不惜以死相争,此等风节不知是可喜还是可悲。
嘉靖三年(1524年)九月,在张璁等人的支持下,定大礼,明孝宗被封为“皇伯考”,昭圣张太后被封“皇伯姆”,恭穆献皇帝为“皇考”,章圣太后蒋氏为“圣母”。
朱厚在这场长达3年的君臣之战中胜出,用血腥的方式突出了皇权的专制力量,让其恢复了在紫禁城的统治地位。嘉靖帝再一次用事实证明了,皇帝是权力的分配者和操控者,可以随心所欲,任何想扭转这种事实的人,都会付出惨痛的代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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