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龙卧紫禁城》 第二部分
你们要搞清楚谁才是紫禁城的主人(1)

    你们要搞清楚谁才是紫禁城的主人

    朱厚终于登基了，改年号为嘉靖，以次年为嘉靖元年。

    原本内阁请奏以“绍治”为年号，意为将治世发扬光大。但是朱厚不喜欢，因为“绍”字有继承的意思，他对这个词十分敏感。从心理上来讲，他不希望别人提及关于皇位继承的事情，不希望别人总是提起过去。朱厚亲自为自己选取了年号，“嘉靖”一词出自《尚书》“嘉靖殷邦”，意为“美好的政治，富足的国度”。

    长达45年的嘉靖时代开始了，从此在历史上写出了一个二十几年不上朝，国家却照常运转的奇迹与荒诞。

    登基后的第三天，正德十六年（1521年）四月二十五日，嘉靖帝降旨，“朕继入大统，虽未敢顾私恩，然母妃远在藩府，朕心实在恋慕”，命官员去安陆迎接生母蒋氏来京。这种对母亲的依恋无可厚非，毕竟嘉靖帝才是个少年，从小又娇生惯养，一下子离开母亲，思念难免。但是两天之后，嘉靖帝又搬出一道旨意“命礼部会官议兴献王主祀及封号以闻”。其实按照常理，给兴献王封号也在情理之中，他是皇帝的生父，理应得到一个封号。如果皇帝的这个举动完全是出于孝义之心，那么很容易解决。可惜的是，嘉靖帝连续颁出的两道圣旨，是登基纷争的延续。他并没有忘记当初登基时候，大臣给他带来的麻烦与困扰，这是正式向群臣下了战书。杨廷和等人都没有想到，这个年纪轻轻的皇帝竟然有个睚眦必报的性格。

    皇帝都下旨了，群臣只能聚在一起商讨兴献王封号的事情。杨廷和等人此时还没有察觉到这个被他们一手捧上去的帝王，就要将矛头对向自己。他们只是单纯地从政治理法角度来看，这件事情可大可小。汉成帝时期，因为无子嗣，而在绥和二年（公元前7年）册立皇侄刘欣为太子。在刘欣成为太子的同时，也过继了成帝宗系。可是这样一来，定陶王的袭位就无人继承，于是成帝下旨让楚孝王之孙刘景袭爵定陶王。如果兴献王封号之事能够如此顺利，那是最好，但是历史上处理不当加深皇帝与大臣之间矛盾的，也有先例。

    宋仁宗多年无子，于至和二年（1055年）立濮安王第十三子赵曙为皇太子，登基之后成为宋英宗。在如何定义英宗生父母身份上，各大臣之间展开了一场混战。当年欧阳修等人同意英宗以本生为皇考，而司马光等认为既然已经成了人家的儿子，就不能眷顾私亲。这场论战持续了18个月，双方各执一词，互不妥协。这是历史上著名的“濮议”事件。最后宋英宗利用手中的权力，强行决定以本生为皇考，这下遭到了司马光等人的强烈反对，并以辞官相威胁。理学宗师程颐也报以反对的态度，认为继承了别人的家业，就理应成为别人的后代，这是种责任亦是义务。宋英宗虽然按照自己的意志在君臣之战中胜出，但是在伦理道德上却出现缺陷，同时加剧了君臣之间的矛盾。前车可鉴，杨廷和认为给兴献王封号之事有悖伦理道德，应该如程颐所说“为人后者，谓所后为父母，而谓所生为伯、叔父母，此生人之大伦也”。

    站在理学的角度来看，这两个例子的结论很明显，前者正确，后者错误。杨廷和等人一致认为，将这两个例子讲给嘉靖帝，希望他能做出一个正确的决定。于是，毛澄将大臣们商讨的结果拟成奏章，上呈给皇帝，并在最后附上：兴献王是明孝宗的弟弟，是皇上的生父，与濮安懿王事正好相似，称明孝宗为皇考比较合适，改兴献王为“皇叔父兴献大王”，妃为“皇叔母兴献王妃”，凡是祭告兴献王及上谏于王妃，皇帝都要自称为“侄皇帝”，这样正统、私亲、恩礼都顾及到了，可以为万世法。也就是说，大臣们要让嘉靖帝认明孝宗朱佑樘为父亲，而称自己的生父母为叔父、叔母。

    可想而知，这样一份奏折呈交给一个性格固执的皇帝会有什么结果。嘉靖帝勃然大怒，驳回奏折再议，表示父母岂有说换就换的。不久，再议的结果出来了。大臣们依然坚持原来的意见，同时还辩解说，本朝历来皇帝对藩亲，在相应的情形下，都只称伯父、叔父，是不能加“皇”字的，而且自称也都用“皇帝”，后面不可加名讳；如今，皇上对兴献王可以称“皇叔父大王”，可以在“皇帝”后边加自己的名讳，将兴献王与其他藩王区别开来，这已经是破例了。大臣们步步紧逼，嘉靖帝也不甘示弱，将此奏议再次驳回，要求礼部“博考前代典礼”，“再议以闻”。显然，皇帝已经做好充足的准备与群臣斗智斗勇了，不出从前那口恶气，誓不罢休。

    面对嘉靖帝的执著，杨廷和等人岿然不动，任奏折一遍遍被驳回，始终如一。嘉靖不过也当真是个可怜的帝王，在他执政时期，时不时就会遭到文官集团的集体围攻。大臣是始终不松口，嘉靖帝一气之下将奏折留中不发，坚决不同意廷议结果。皇帝一次次下旨，大臣则三番五次驳回，难怪嘉靖帝“常忽忽有所恨”。

    嘉靖帝见强硬并没有起到威慑作用，索性想了一个煽情的计策试图感动铁石心肠的内阁大臣。他派了一名太监，跪在毛澄眼前磕头，哀求“人孰无父母，奈何使我不获伸”。这些话字字珠玑，感人肺腑，就是想唤起毛澄的恻隐之心。此外，皇帝还赏赐毛澄大量的金银。结果还是让嘉靖帝失望了，毛澄等人一直深受儒家思想的熏陶，程朱理学的影响，伦理道德是他们毕生的追求与理念，绝对不可能放弃。像这样皇帝向大臣求情，向大臣行贿的现象，恐怕只有在明朝才能见到。嘉靖帝商议求情都试过了，无论是他涕泗不止，要“避位奉母归”，还是声色俱厉地大叫“尔辈无君，欲使朕亦无父乎”都无济于事。

    转眼间，这场君臣之争就已经持续了两个多月，几乎变成了百姓茶余饭后的话题。大臣们强烈的主人翁意识，视天下为己任的责任感，以及忧国忧民的情怀，再加上对朱程理学极端式地崇拜，导致他们可以不顾及自己个人的安危与皇帝一争高下。嘉靖帝被文官集团压得透不过气，身边唯一从王府陪伴自己的谋士也不幸病故，母亲也还在千里之外。在这个陌生的皇宫中，要独自面对如此复杂的权力较量，对一个十几岁的少年来说，的确有些不公平。嘉靖帝深陷在感情与伦理的漩涡中无法自拔，他渴望有人能在这时拉自己一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