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问题全部出在一个“钱”字
当人们看到崇祯皇帝在临死前所书的“勿伤我百姓一人”时，可以看出崇祯皇帝确是个仁君。
崇祯皇帝的一生贯穿了“修己以安百姓”的思想，这种思想也在他的施政上体现出来。崇祯皇帝自登基之日起就停了江南织造，以体恤百姓的艰苦。后来，在天灾弄人的8年里，他斋戒修省，亲自跪在烈日下祈雨，抛却了龙体的尊贵，任凭骄阳的暴晒。或许是上天也为之感动吧，在崇祯皇帝跪祷之后，果然降了大雨。崇祯皇帝还戒淫乱与声色，力求在百姓心里树立一个良好的皇帝形象。
崇祯皇帝的表现的确像个仁君，但这种仁慈是他在与农民起义军的交锋中处于被动乃至失败的原因之一。在对待农民起义这个问题上，崇祯皇帝一开始就暴露出了心慈手软的一面，他认为盗寇也是他的子民，应该对他们采取安抚的政策，人们之所以成为贼寇，之所以起义，也是由于失业困扰，生活所逼，归根结底，就是因为明朝财政空虚所致。
客观来看，崇祯皇帝始终觉得这些叛乱者情有可原，也并不是单纯的妇人之仁。
之前，明朝政治黑暗，经济萧条，朝廷的财政十分困难。在万历皇帝时期，这种财政亏空的现象就已经出现。当时，万历皇帝要从国库里拿出2400万两白银供册封皇储和皇储娶亲花销，大臣们都迟迟凑不出来。后来，继任的皇帝们更加贪婪，只知道敛财，明朝的国库几近空虚，最后，连军饷的发放都难以维持。到了崇祯皇帝时期天灾屡屡发生，朝廷拿不出足够的银两来赈济灾民。天灾人祸，百姓疾苦，岂有不反之理？说来说去，如果不是国库拮据，可能事情就会好办得多了。正是考虑到这些，崇祯才会体恤“贼心”。
本来这一观点没有错误，但是放在不同的时局，这种态度就不见得是什么好事了。不然也不会有“乱世用重典”的话了。王佐桂等数支起义军投降朝廷后，崇祯皇帝非常高兴。但是，这些人并不是真心实意地要投降，他们从来就没有放弃过叛乱的念头，他们仅仅是等待合适的时机罢了。他们蒙骗了崇祯，却没有躲过受崇祯皇帝重用的洪承畴的眼睛。他很快就看穿了王佐桂等人的心思，果断地做出决定，认为不应该养虎为患，当即将王佐桂等人处死。洪承酬根本没有料到，此举会惹怒崇祯皇帝。得知他杀死王佐桂等人后，崇祯皇帝大发雷霆，斥责他不应该将来降的人杀死。
崇祯皇帝对叛乱者的这种仁慈逐渐让他在后来的斗争中吃尽苦头。崇祯皇帝也知道养虎为患的道理，迫于起义军不断壮大的声势，他也知道大臣们并非危言耸听，于是决定采取“剿抚结合”的政策，当然，这个政策是他想了很久之后才定下来的。起初，崇祯皇帝在军事上的实力足以对付叛乱者，但是他始终觉得叛乱者值得原谅，朝廷不该多杀人命。实际上，在实施“剿抚结合”的时候，崇祯皇帝骨子里是偏向“抚”的。
当然，“剿抚结合”偏“抚”也不仅仅是崇祯一人的意见。在对待叛乱者问题上，明朝的文臣们也没有提出与崇祯皇帝相反的建议，一致拥护着皇帝的决定，就连抗衡在一线的剿寇将领们，都奉行着能不杀就不杀、尽量少杀、尽量招抚的政策。而对于深受明朝黑暗统治迫害的叛乱者来说，这些政策根本不足以改变他们推翻明朝的决心，反而更加助长了反贼的气焰。即便朝廷现在给他们丰衣足食，恐怕他们也不会接受了，毕竟长期的盗寇生活以及逐渐强大的力量已经构成了他们试图推翻明朝的资本，眼看朝廷的软弱和仁慈，他们又岂能放弃这一缕奔向最终目标的曙光呢？
崇祯皇帝把这些叛乱者的事端都归结在明朝的财政问题上，始终对叛乱者们抱有同情心，一心想着招抚他们。这种心理也促使崇祯皇帝犯了不少错误。只要听到叛乱者来降的消息，他都会欣喜若狂，不分真假就轻松放过他们，也不采取任何防范的措施，招抚张献忠就是一个教训。
崇祯九年（1636年），叛乱者中实力最强大的高迎祥部受到重创，孙传庭在山西活捉高迎祥，随后，一些叛乱者先后投降朝廷。崇祯皇帝大喜过望，不辨真假便放过了这些来降者。见这些来降者并没有反叛迹象，崇祯皇帝对以后的来降者更加放心了。也是在这一年，当崇祯将精力投注于安内的时候，努尔哈赤的第四个儿子皇太极继承了后金汗国，并将国号改为大清，从此更加对明朝虎视眈眈。
崇祯十年（1637年），兵部尚书杨嗣昌向崇祯皇帝提出建议，要求增加兵力、提高军饷，对叛乱者采取较为强硬的态度，实行“四面六隅，十面张网”的围剿计划。得到朝廷的认可后，杨嗣昌会兵10万、增饷280万，大举向叛乱者发起进攻。这次围剿中，明朝廷军队大获全胜，叛乱军主力张献忠差点在逃跑中丧生。死里逃生的张献忠，面对穷途末路的形势，不得不假降，他太了解崇祯皇帝的弱点了。
得知张献忠投降，崇祯皇帝虽然稍有质疑，也依然怀有“不可尽杀”的心理。杨嗣昌见到张献忠率部众多，认为可能又是诈降，便力求崇祯皇帝不要轻信。他建议崇祯皇帝果断地剿杀张献忠，或者让张献忠袭击李自成等起义军，以便考验他是否真降，甚至提出将计就计，建议崇祯皇帝表面上招抚，实际上趁机将其他叛乱者一网打尽。
杨嗣昌的建议不无道理，比起宁可枉杀三千也不可错杀一人的方案来，这个建议足以让人接受。但是，这并没有引起崇祯皇帝重视，他依然坚持“不可尽杀”的怀柔政策，默许了雄文灿等人上前线招抚张献忠。
张献忠被迫假装投降，带领众部归顺了朝廷。与此同时，由李自成率领的另一支起义军也陷入了绝境，在朝廷实施的围剿中，他在陕西渭南潼关一带遭遇到了洪承畴、孙传庭的伏击，几乎全军覆没。惨败后的李自成并没有选择投降，他带着刘宗敏等十多人逃窜到陕西东南的商洛山中。
杨嗣昌的围剿计划初见成效，叛乱者或死、或逃、或投降。两年内，明朝在表面上肃清了内乱。然而，不出杨嗣昌所料，招抚张献忠实际上就是姑息了朝廷的一大隐患。张献忠选择投降的时候，完全是为了保存实力，一旦时机成熟，他势必再次叛乱。
当领到崇祯皇帝下发的10万人的军饷后，透过白花花的银子散发出的光亮，张献忠似乎看到了再次叛乱的契机。得知朝廷允许他们在指定的地方建房耕田，张献忠更是乐不可支，他决定先休养生息，待时机成熟就发起突击。接下来的日子里，张献忠大量聚敛粮食，搜集和制造兵器，摩拳擦掌只等时机成熟。
张献忠在一旁磨着大刀，崇祯皇帝还以为他是在耕田种地。一些大臣开始劝谏，建议崇祯皇帝要慎重处理张献忠等人，但是崇祯皇帝不以为然。此刻，崇祯皇帝诛杀魏忠贤奸党时的那种睿智和魄力，似乎都一去不返了，在他的身上，人们看到的仅是妇人之仁与固执。
就在崇祯皇帝蒙蔽在军事胜利的假象中时，明朝本就不富足的财政又一次受到了天灾的冲击，崇祯十一年（1638年）前后，明朝爆发了巨大的旱灾和蝗灾，大批受灾人民不满朝廷稀少的赈济，纷纷涌入了叛乱者的队伍，无形中充当了叛乱的生力军。面对财政拮据引起的这些危机，崇祯皇帝施展了浑身解数依然无济于事，明朝的财政危机早在崇祯皇帝即位之前就已经加剧了，何况现在又发生天灾呢？
整个明朝潜伏着危机，内乱看似暂时肃清了，实际上却隐藏着巨大的威胁，这种危机一触即发。而就在这个时候，即崇祯十一年（1638年）八月，皇太极的满洲清兵从今河北迂安东北和今北京密云东北分两路闯入关内，形势咄咄逼人。而这之前，崇祯三年（1630年），崇祯皇帝就将袁崇焕处死，一定程度上助长了清兵的嚣张气焰，清兵这次闯入关内作战已经是第四次了。
面对内忧外患频频出现，崇祯皇帝在先攘外还是先安内之间举棋不定。见崇祯皇帝犹豫不决，杨嗣昌立即提出了安内方可攘外的方针，主张与清兵议和，把主力都放在安内上。但是，杨嗣昌的建议遭到了主战派大臣们的强烈反对，情急之下，崇祯皇帝决定把首要任务放在攘外上，随即命令洪承畴、孙传庭等精锐部队前去肃清清兵。
洪承畴、孙传庭等被调离，无疑是给了张献忠、李自成等人东山再起的机会。
崇祯十二年（1639年），张献忠彻底撕下了假投降的面具，于五月在湖北襄樊再次叛乱，而李自成则趁机杀出了商洛山。看到朝廷将安内的主力放在了张献忠身上，李自成一路所向披靡，以迅雷之势杀到河南，并且在这里收留了大批饥民，招揽了不少部众，很快就将队伍发展到数万人。李自成对这支队伍进行严格的训练，逐渐提高了队伍的战斗力。
崇祯十四年（1641年）一月，李自成攻克了洛阳，并将万历皇帝最疼爱的儿子福王朱常洵杀死。之后的一两年里，义军大开杀戒。与此同时，洪承酬也逐渐失去了对崇祯皇帝的信心，他举旗投降了清兵。随即，清兵趁势再次入关，烧杀抢掠无数。
明朝就在风雨飘摇中艰难地存活着，崇祯皇帝担当起了延续大明朝生命的重任。然而，只要财政危机没有解决，军事上打赢再多的仗也于事无补。只要一天没有饭吃，人们的叛乱就一天也不会消停，而军饷与军需跟不上，军队的战斗力也会与日俱下。
崇祯十六年（1643年）一月，李自成在襄阳自称新顺王。十月，李自成一鼓作气，攻克潼关，骁勇善战的孙传庭也在这个时候死在了李自成的刀下。同年五月，张献忠率领另一支强大的起义军，经过一番拼杀，在武昌建立了“大西政权”。到了次年一月，形势更不利于朝廷，李自成公然在西安称帝，建国号为“大顺”。
此刻，崇祯皇帝已经明显感到自己无力回天了，当初那种雄心壮志也逐渐褪去。随着内忧外患的加剧，朝廷财政危机也不断恶化，崇祯皇帝只能苦苦支撑着大明朝这个沉重的躯壳，他知道，自己还有责任顾及那些生活在刀尖的百姓们。
洪承酬降清，孙传庭战死，明朝骁勇善战的将领所剩无几，而能一心着想国计民生的文臣更是屈指可数。眼看李自成就要打到北京，崇祯皇帝只得将被称作“敢战”的辽东总兵吴三桂封为“平西伯”，下诏要他速带关宁军回援。此时，清军近在锦州，他们所到之处，几乎都布满老百姓的尸体。清军除了烧、杀、抢、掠外，还掳掠人口替他们劳作。崇祯皇帝得知清军的行为后怒不可遏，决定让吴三桂在回援的时候“弃地不弃民”。
然而，接到诏书的吴三桂并没有及时解崇祯皇帝的燃眉之急，他奉命带领数十万百姓迁移，沿途步伐不齐，从驻守地宁远到山海关大约120公里的距离，就足足耗了8天。当吴三桂完成了崇祯皇帝赋予的“弃地不弃民”的任务，正要赶到北京救援时，崇祯十七年(公元1644年)三月十九日，李自成大军已经攻破了北京。
如果崇祯皇帝不顾辽东百姓的死活，让吴三桂火速回援的话，或许还可以避免这场亡国之灾。然而，崇祯皇帝没有这样做，“修己以安百姓”过于爱民的思想贯穿了他整个短暂的人生。
回过头来看，在对待国内叛乱上，崇祯皇帝一度显示出了仁慈与软弱，而严重的财政危机也威逼着他走向灭亡。
平定内外动乱需要巨大的经济后盾，崇祯皇帝却在寻找经济来源上束手无策，本来可以从那些庞大的商贾财阀手里巧取豪夺，但是迫于文官集团的压力，他还是退缩了。最终，崇祯皇帝选择了号召这些大财阀出面捐赠，节省国内开支，增加农业税收，取消驿站等方法来凑集资金。拿着财阀们捐出来的屈屈几十万两银子，以及增加农业税和取消驿站节省下来的一些经费，崇祯皇帝就想清扫李自成，驱逐皇太极，实在是有些牵强。
当初，万历皇帝大把大把地从国库中捞取白银，甚至派出太监肆意搜刮民脂，而今，爱民的崇祯皇帝想拿出银子来平定内乱，却还要依靠取消驿站来节省开支，无奈之举不得不叫人同情。而崇祯皇帝万万没有想到，在他取消驿站和增加农业税后，那些依靠着驿站工作维持生计的人们，以及对增加农业税收极为不满的人们，都纷纷涌入了农民起义军的队伍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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