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接见后,皇太极严派军兵看管这些新降臣,实际上形同软禁。
有关洪承畴降清,有不少“版本”,最流行的,一是范文程劝降,二是皇太极亲自劝降感化。
所谓范文程劝降,讲他偷窥洪承畴时,见这位明朝督师一人在狱中抖掸身上灰尘,便向皇太极进言说:“洪承畴必不能死,一衣尚惜,况其命乎!”但是,此说无据,也不知《清史稿》从哪淘来这样的“资料”。
所谓“皇太极感化劝降”,这条资料来源自满清贵族昭琏的笔记《啸亭杂录》中的《用洪文襄》一条,原文活灵活现,描写得头头是道:
(洪承畴)誓死不屈,日夜蓬头跣足,骂詈不休。文皇(皇太极)命诸文臣劝勉,洪(承畴)不答一语。上乃亲至洪(承畴被押之)馆,解貂裘与之服,徐曰:“先生得无冷乎?”洪(承畴)茫然视上久之,叹曰:“真命世之主也!”因叩头请降。上大悦,即日赏赉无算,陈百戏以作贺。诸将皆不悦,曰:“洪承畴一羁囚,上待之何重也!”上曰:“吾侪所以栉风雨者,究欲何为?”众曰:“欲得中原耳!”上笑曰:“譬诸行者,君等皆瞽目(瞎子),今获一引路者,吾安得不乐也!”众乃服。
正因为写这一笔记的作者乃“铁帽子王”礼亲王昭琏,所以大家皆信以为真。其实,仔细忖度,这位礼亲王乃乾隆时代人,一个文学爱好者,他笔记所记,非亲历实事,小说家言而已。
首先,由于1641年秋天皇太极宠妃宸妃刚刚病死,这位多情虏君哀不自胜,比死亲妈还痛,饮食不思,从个大胖子变成半瘦子,在国内严禁饮酒作乐等一切“娱乐活动”,所以,他不可能有那么好心情去亲自入囚狱见洪承畴,更不可能在洪承畴投降后大陈百戏来作乐庆祝。
据《清太宗实录》记载,由于皇太极见洪承畴等之后没有“赐宴”,他还特意派人向对方解释说:“不赐宴于尔等,非为慢待,乃因宸妃之丧未过期也。”
其实,皇太极对于洪承畴如此高规格的文臣投降,内心中不是很爽。从前,明朝太仆寺少卿张春被关押多年,仍旧至死不降。所以,对待刚刚关押数月即降的洪承畴,皇太极不得不叹:“昔日我阵前擒获张春,亦曾恩养,终不为朕效力,一无所成而死,尔慎之,莫效张春!”其实,言外之意,是叹息张春的不屈与洪承畴的降附。
同为文人,一个软弱无骨,一个始终凛然不屈,洪承畴与张春,构成了明朝大臣的耻辱柱和纪念碑。
明廷方面,接到洪承畴被擒消息后,焦急万分。宁远的明朝守将吴三桂数次发塘报入京,均称洪承畴“誓死不屈,只求速死”,但也确实证明他还没有死。
崇祯帝从本能上感觉,认定洪承畴如此一个知书达礼又受恩甚重的文臣,一定会壮烈殉国,所以他马上下旨要吴三桂确察消息,准备大张旗鼓对“死难”的洪承畴加以旌表,以励士气。
真正劝皇太极争取洪承畴这样人物投降的,不是范文程,而是在满清军队中服务很久的汉奸张存仁,他对虏帝讲:“洪承畴等明朝文官为我们效力,则崇祯帝必视文臣如草芥,此后文臣必不敢贸然出外督帅当负重任;武职如祖大寿辈为我们所用,崇祯帝必视武臣为草芥,日后明朝武将也不愿为明朝效力!”如此奸阴攻心之计,非张存仁这种汉奸不能想出。而且,他进一步对皇太极解释说:“只要明朝大臣向我们归降,明廷必根据法律杀其一家。我国留其一身,明朝杀其一家,则降臣归志更坚!”借刀杀人之计,阴险至极,匪夷所思。
洪承畴的家人陈应安受洪家所托,在六月初向明廷报告,说他家主人“义不受辱,骂贼不屈”,已经被清军碎剐处死,但此家仆并未随洪承畴去辽地,所以明廷仍不能确定洪承畴的生死。
崇祯帝虽是沉猜多疑之君,为坚励臣节,鼓舞士气,不久就下诏为洪承畴、丘民仰、曹变蛟、王廷臣等人建立祠庙。为此,他亲临致祭,当坛痛哭,如此哀荣,洪承畴这位已经降清的文臣都“生享”了。
至于所谓崇祯帝要亲祭时听到洪承畴仍旧活着就取消祭奠的说法,是日后的清朝乾隆帝为取笑洪承畴偷生怕死,故意派人在《通鉴辑览》中伪造的。皇帝为搞宣传造假,也只有乾隆这个附庸风雅之君有此闲情逸志。
也就是说,迄至崇祯帝临死,他一直都认为洪承畴早已“壮烈殉国”了,是大明大大的忠臣。
清人笔记《广阳杂记》(作者刘献庭)记载洪承畴入北京后,从福建接其老母来京。其母见此叛降逆子,挥杖大骂:“汝来迎我,将使我成为旗下老婢吗?我要打死你这恶人,为天下除害!”
这种记载,文人小说耳,无非是渲泄忠奸大义罢了。真实情况是,1647年(顺治四年)洪老太太被洪承畴接到南京,母子欢聚。而后,老太太一身满清贵妇装束,乘船回闽地享福,五年后才病死。
真正看不起洪承畴的亲人,乃其三弟洪承畯,此人在其兄洪承畴府第近旁的庙宇牌匾上大题四字:“大无莲心”,讥讽其兄对明朝“大无良心”。
所以,相比世受国恩、身居要职的洪承畴,十七岁美少年夏完淳之报国精忠,犹显伟大、壮烈。
历史有时真是有些荒谬的意味。一百多年后,1775年,即乾隆四十年,总爱烂耀卖弄文采和进行历史“翻案”的乾隆帝下诏,承认明末抗清诸臣“茹苦相随,舍生取义”的辛劳,颁布《钦定胜朝殉节诸臣录》,对夏完淳、夏允彝、陈子龙以及一大批明朝的忠臣义士予以“一体旌谥”。由此,昔日满清王朝的危险敌人,一变为全忠全孝的大节无亏之人,而洪承畴们、祖大寿们等曾“事两朝”的“元戎”们,统统进了《贰臣传》。当然,道德标准在百年内波谲云诡,也只有在伟大奇幻的今天,东北官员们才会开大会隆重纪念“满清入关”,才会有尚可喜等人的后代大肆张扬为他们的汉奸祖宗“平反”。升平乐舞中,千古罪人变成了“适应时代潮流”的有功之人。而且,还有居心叵测的台独文人在台湾借“研究”之名,诬蔑夏氏父子之所以能从“乡贤”变为“国殇”,是由于他们老家松江地区的文人们借助于当地经济文化的“发达”,编造故事,强树“典型”。此论真是阴险至极,暴露了“台独”分子割裂大陆母体文化的丑恶嘴脸。
自乾隆四十年起,夏完淳的生前诗文得以公开刊印、流传,《夏节愍全集》等书纷纷面世,其上千首诗、文、信函,均得以辑成发表。可笑又可叹的是,与夏完淳同时代投附满清的明末大文豪、大名士们,包括撰写夏完淳第一手资料的屈大均,都被乾隆帝加以痛诋和讥讽:
“至于钱谦益之自诩清流,忝颜降附;及金堡、屈大均辈之幸生畏死,诡托缁流,均属丧心无耻。若辈果能死节,则今日亦当在予旌之列。乃既不能舍生,而犹假(借)语言文字以自图掩饰其偷生,是必当明斥其进退无据之非,以隐殛其冥漠不灵之魂!”
清朝学者庄师洛所作诗,最能为夏完淳这位少年英雄盖棺定论:
天荒地老出奇人,报国能捐幼稚身。黄口文章惊老宿,绿衣韬略走谋臣。湖中介义悲猿鹤,海上输忠啳凤麟。至竟雨华埋骨地,方家弱弟可同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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