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清兵过后，人民欲耕无人，欲耕无食，欲耕无牛，饿死又达百万，所以，他们对汉族人民的残虐，令人发指。
言及明清战争的是非，可以说满清（后金）所发动的完全是非正义的残暴的掳掠战争，明军所进行的，是维护国家统一安宁的反侵略战争。
我们绝对不能因为今日满族是中华民族大家庭的一员，而忘记历史，甚至故意篡改历史。
回望历史，绝非是清算历史旧帐和纠缠民族矛盾，而是弘扬我们主体民族的崇高精神，褒宣我们伟大的民族英雄和爱国者。
最让人摧腕愤恨者，当今文学界、学术界不少人为满清的残暴涂脂抹粉，一是写历史小说的“三月河”，一是讲明清史的“阎虫年”。这两个老匹夫，竭力渲染清朝统治者的“伟大”、“光荣”、“正确”，美化和拨高清初统治者的“仁德”和“大略”。
特别是那个电视上宣讲满清政绩的阎虫年，言及清帝的“深仁厚泽”，眼中泪光闪烁，如丧考妣，其情其景，不亚于跪在皇太极靴前俯首献媚的洪承畴。
天日昭昭，良心何在！
如果满清的努尔哈赤、皇太极、顺治等虏君为“正人”，那么，杀身成仁、舍生取义的张春、史可法、左懋第、袁继威、金声、黄道周、夏完淳、陈子壮、瞿式耜、李定国、张煌言，这些挺身而起反抗民族奴役的大汉义士，又为何等人！
难道，他们是抗拒历史潮流、抵抗“大清”大一统的“死顽分子”吗？
如此众多的民族英雄，国而忘家，公而忘私，毁家纾难，投笔从戎，这样的铮铮仁义志士，绝非是腐败大明王朝的“殉葬品”。
无论我们这个卑微的时代怎样践踏他们的人格，无论历史如何跌宕起伏，这些英雄人物，必将名垂百代，浩气长存！
中华民族的脊梁，绝非是阴险、以杀戮为快的清朝帝君，而是那些舍生忘死的大明英雄！他们那种勃勃不屈的伟大民族精神，是中华主体民族赖以生存的深层基础！
剃发令下，流血成河，江南人民，以百万头颅的代价，终于认清了满清的凶残面目。至此，他们对于“大清”的幻想，告于终结。
所以，当时在江南的一个外国传教士就感慨：“辫发胡服之新制，大招汉人之反感，彼等对于满洲政府，群起反抗。汉人以为，受此强制，辫发胡服，较诸处于任何异族之徼号为耻辱。先前为保头颅而柔顺如羊之汉人，今因为保其发服而奋起如虎。如当时江南诸王（指南明诸王）能一致奋起不生内讧，则满人能否统一中国，尚属疑问。”
满清剃发之举，不仅仅戕杀人命，其实，从清王朝本身来讲，也严重阻碍了它在中国的统一进程。
以李自成余部为例。自李自成通山被杀，其属下数十万人，一时间群龙无首。马进忠、王允成、牛万才等人皆在岳州等地向清朝英王阿济格表示归降；刘体纯、田见秀等人向清将佟养和归降，安置荆州；李锦、高一功等人向武昌清军投札，表示在湖南归顺；郝摇旗等人也写降表，皆有归降之意。而且，根据清朝档案，这些农民军头领的降表书扎，一应俱全，绝非空外来风，且当时他们决非“诈降”。因为，农民军与明军二虎相斗，两败俱伤，当时的胜利者，惟有满清一方，向他们降附，大势当然之举。但是，所有这些农民军军将，皆要求以“不剃头”为条件。
清廷“剃头诏”下，清政府当地的府衙奉命死催，各部农民军残部终于为保汉族冠发，纷纷而起，转投明臣何腾胶和堵胤锡。因为留发复叛，几十万大军，登时与满清为敌怨。
日后，金声桓、李成栋、吴三桂反清复叛，也都是以“留头发、复衣冠”为号召，致使无数中华赤子为恢复大明衣冠而群起响应。
1654年（顺治十一年），满清与郑成功谈判，本来因父亲被羁押，郑成功已在福建安平会见清使，大有讲和示好之意，并欲接受清朝“海澄公”之封。但是，恰恰因为清使要郑成功先剃发而开读诏书，致使双方丧失回旋余地，谈判终告破裂（见江日升《台湾外纪》）。
冠发衣服之争，一直郁积沉结，直至清末，大汉民族二百多年怒气一泄而出。太平天国这个怪胎，虽然理偏教邪，军中儒生所写的《奉天讨胡檄》，却很让人感慨：
“夫中国自有中国之形象，今满洲悉令削发，拖一长尾于后，是使中国之人变为禽兽也！中国有中国之衣冠，今满洲另置顶戴，胡衣猴冠，坏先代之服冕，是使中国之人，忘其根本也！”
剃发衣冠成禁忌——清廷的陈名夏案始末
顺治十一年（公元1654年），清朝的内翰林秘书院大学士陈名夏，因“南党案”被诛。而其挨杀最大的原因，正是他说了这样一句话：
“只要留了头发，恢复明朝衣冠，天下就太平了！”
后人无识，不少浅薄学者以为陈名夏心怀故国大明朝。非也，此人乃不折不扣的汉奸。正是满清朝廷中各派汉奸的相互倾轧，最终才使他被满清主子以弓弦绞死。
陈名夏之死，当时有些汉人学者暗中深加同情，以为他“衣冠复明”的主张非常正确。更有心向“大清”的奴才，认为他是忠臣见忌被杀。
两者都不是，陈名夏被杀，完全是他自己说错话，被清廷之中同为汉人的政敌大臣抓住把柄，急往满清主子处告讦。猜忌之下，他不死，也难。
狗咬狗，最终一狗被咬死。
陈名夏乃江苏溧阳人，在崇祯朝当过兵科都给事中。李自成入京后，他投降过，后来趁乱跑回南京。见阮大铖、马士英等人要追究“顺案”（即追究向李闯投降的明朝官员）的罪责，陈名夏大人精一个，见势不妙，复跑回北方，向清朝归顺。
由于站队及时，陈名夏一直受多尔衮重用，在清廷一直是步步高升。顺治五年，他已经做到吏部尚书。顺治八年，为内翰林统文院大学士，晋省保兼太子太保，堂堂当朝正一品。但到了顺治十一年，他就获罪被杀。
就实而言，投降满清的汉人，特别是在北京被动归顺的汉官，除孙之獬、冯铨、李若琳这几个特别寡廉鲜耻的人以外，大多数人对满人特别跋扈的现象非常反感。
“首崇满洲”是清朝国策，这些汉官不敢明白直说，只是不停上谏，希望清廷决策层真正满汉一同看待。他们表示，只有这样做，清帝才能是中国共主的样子，才能长治久安。
清初的满洲贵族作为占领者的优越感极强，连他们的仆人都敢在街上任意拦住汉人高官的轿子大声笑骂，无礼争道，歧视汉人。而且，北京城内上好地段，皆为满人所占，尽逐汉人于南城。当时，北京城内只要有汉人身上出麻疹或患皮肤病，必死无疑，会全家被强迫安置于荒山野岭，任其冻饿而死。因为，满族人最怕“出痘”（天花），稍稍被疑有“痘”，全家倒霉，有时牵扯得四邻汉人性命不保。
作为江南汉人，陈名夏本人有着天然的文化优越感。这种态度，不仅致使满人不满，连北方籍的汉人也对他心有怨气。顺治八年，汉官张煊弹劾他“结党营私”，推升南人陈之遴，奏劾他“谄事睿亲王（多尔衮）”。由于此事牵涉到当时还在台上的满人吏部尚书谭泰，顺治帝未坐稳帝位，为了怕牵制波及，就下令处死张煊，罪名是“心怀妒忌，诬蔑大臣。”
没过多久，由于清算多尔衮运动的兴起，满人吏部尚书谭泰是多尔衮铁杆亲信，被多尔衮的政敌济尔哈朗告发，很快被处死抄家。济尔哈朗与皇太极平辈，二人为堂兄弟。皇太极死后，本来是他与多尔衮一起同辅六岁的顺治帝，却很快被排挤出清廷政治中心。所以，多尔衮一死，他势必要对此进行报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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