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无论是秦良玉，还是夏完淳，在翻天覆地的历史大动荡年代，他们皆体现出中国传统文化中“儒”与“侠”的最完美结合。所谓儒，即是全力体现舍身成仁、杀身取义的价值观；所谓侠，并非是金庸大师笔下飞檐走壁喷云吐雾能打掌心雷的“侠客”，而是那种能够牺牲自己生命并明知不可为之事而一定要去行动的仪义。这种飞蛾扑火的行为，对于现在的“世界主义者”和笃信基督“泛爱”论的信徒们来讲，肯定会被讥笑为迂阔和不认时务。但是，我们中华民族的尊严和精神价值内核，正是这些妇人孺子的抵抗和不屈所由在。这才是真的道德，真的英雄！
世事多变，有时让人瞠目结舌。在对微渺传说和神话进行“宏大解构”的同时，不少人纷纷为历史负面人物翻案，不仅慈禧变成了忧国忧民的老太太，秦桧和洪承畴都成为“顺应历史潮流”的远见卓识者，吴三桂更在电视剧中变成了有情有义的铮铮汉子，而一直在海外保存汉文明衣冠礼乐的郑氏家族成员，却沦为阻挡“历史车轮”的小丑——何其荒唐也！这种大是大非的混淆，如此黑白忠奸的颠倒，“先进性”方面远远不如“我大清”的乾隆帝。
乾隆四十一年（1776年）底，在诏令国史馆修编《明季贰臣传》时，这位老爷子已经明白无误地把对“我大清”有赫赫功勋的洪承畴、祖大寿、冯铨等一批人打入另册，其意在于“崇奖忠贞”，“风励臣节”：
“……因思我朝开创之初，明末诸臣望风归附。如洪承略以经略表师，俘擒投顺；祖大寿以镇将惧祸，带城来投。及定鼎时，若冯铨、王铎、宋权、金之俊、党崇雅等，在明（朝）俱曾跻显铁，入本朝（清朝）仍忝为阁臣。至若天戈所指，解甲乞降，如左梦庚、田雄等，不可胜数。（当时）盖开创大一统之规模，自不得不加之录用，以靖人心，以明顺逆。今事后凭情而论，若而人者皆以胜国（明朝）臣僚，乃遭际时艰，不能为其主临危授命，辄复畏死幸生，忝颜降附，岂得复谓之完人！（他们）即或稍有片长足录，其瑕疵自不能掩。若既降复叛之李建泰、金声桓，及降附后潜肆诋毁之钱谦益辈，尤反侧佥邪，更不是比于人类矣。……朕思此等大节有亏之人，不能念其建有勋绩，谅于生前；亦不能因其尚有后人，原（宥）于既死。今为准情酌理，自应于国史内另立《贰臣传》一门，将诸臣仕明及仕本朝名事迹，据实直书，使不能纤微隐饰，即所谓虽孝子慈孙百世不能改者……此实乃朕大中至正之心，为万世臣子植纲常！”
在痛诋“贰臣”们的同时，乾隆帝对于清朝开国之初那些与其祖先驰马援弓、浴血死战的明臣明将，如史可法、刘宗周、孙承宗、卢象升等人，大加赞诩，表扬这些人“遭际时艰，临危受命”，均可称为“一代完人”，即使对于稍后“负隅顽抗”的南明诸臣，包括夏允彝、夏完淳父子，乾隆帝也称他们是“忠于所事”，乃舍生取义的英雄。这些人，皆入《胜朝殉节诸臣录》，可谓是万世流芳。
乾隆皇帝，本一阴险帝君，但其对忠奸的区分，确有大可称道之处。相较之下，抗日名将张灵甫将军，死后寂寂，真为今人所叹息。
清初努尔哈赤、皇太极之属，虽是老粗“夷狄”，道德观一点也不低。当然，他们文化水平偏低，对汉文化的吸收，更多来自《三国演义》、《水浒传》这样的话本子小说，所以对关云长这样义薄云天的人物极为崇敬。关羽成为“帝”（忠义神武关圣大帝），正是清朝顺治帝所封。同时，这些大辫子爷们儿对于历史上的岳飞、文天祥等人也耳熟能详，礼敬有加。当然，满清全力使用洪承畴一类降臣是当时大势所趋，这些鹰犬可以起到不可替代的作用，但内心深处，满洲皇帝和上层对这些人充满鄙夷和不屑，特别是对告以南明永历帝一朝虚实的孙可望，清朝当时虽给了他个“义王”的称号，但没过多久就在打猎途中把他当作猎物一箭射死，简直就是不把他当人看待。相反，对于数位在满洲兴起的阶段被俘不屈的明朝大臣，如巡按御史张铨、太仆寺少卿张春等人的大义凛然，清朝汗王、帝君们油然起敬，叹息道：“我从史传中得知文天祥事迹，以为是天降神人，今见张春，乃知文天祥确有其人啊！”（皇太极）。当然，皇太极也疑惑过，问汉人谋士范文程：“我见中原名将多矣，只要战败势劣，大多倒戈投降，而那些文臣儒士，却多不为所屈，杀身报国，此保原因？”范文程答：“文臣读圣贤书，忠孝名节，皆其平生所学，所以才危而忘身，一心赴国难，此乃国家养士之报。”皇太极深以为然，并开始督促诸王贝勒宗室子弟及旗主贵族子弟学习儒家典籍。代代相承，至于乾隆。所以，这位清帝所展现出的“先进”历史观，恰恰是汉文化陶养所致。
“苟利国家，生死以之！”堂堂中华，数千年礼义廉耻之邦，长久来支撑我们伟大民族屹立不倒的真髓，正是无数仁人义士胸中那一股浩然之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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