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一部分
弘光君臣的梦呓(3)

    崇祯帝虽然死亡，但淮河以南基本所有地区仍然是明朝的天下。特别值得注意的是，虽然是汉族王朝，明朝一直实行“两京制”（朱棣篡位之后），所以，南京保有一整套完备的中央机构。当然，已往北京政府正常运作时，明朝的南京各府衙只是象征性的虚位部门，可它确确实实又是有形的实体。在南京，不仅六部完整，还有一套都察院班底。

    多尔衮进北京之初打出“为明朝报仇”的旗号，接踵而来，剃发、圈地等一系列不得人心的举措，很快导致大批前明士大夫纷纷南奔，寻找“大明”的精神家园。

    本来，改朝换代，国家易主，对于数千年来王朝更迭不休的中国人来讲，是可以用“天命”来加以解释的过程。可是，前顶秃剃，一身疙瘩襻奇装异服的辽东满人拍马呜鸣而来，处处血光，不得不让广大汉族人民顿发“亡天下”的哀叹。

    为崇祯戴孝的制令发布没几天，多尔衮狰狞毕现，立刻限令北京北城内的所有居民把房屋腾空，交予八旗兵士使用。京城周围，满洲贵族大肆圈地，强逼农民为奴，实施残酷至极的“逃人法”，对汉族百姓敲骨入髓，激起了一系列的反抗运动。

    在这种大形势下,清朝当时把主要注意力放在追击大顺军李自成方面，就为明朝残余势力在南京建立新政权提供了历史机会。

    空间方面，自不必讲，清军主要在北中国与大顺军展开殊死搏斗。从时间上讲，从1644年阴历五月初开始，一直到当年十月，清军根本无法顾及江南的态势，他们把主要精力皆投入于消灭李自成残军方面。当时，大顺军余部在山东、河北等地，仍旧保有数十万大军，清军东扑西搏，忙个不停，根本没有任何军事力量抽调出来去跨越淮河收取江南。

    南京的明朝官员效率也不算慢，仅仅十几天功夫，就以最快速度建立了一个新的政权——弘光政权。

    新的南明政权，无论是经济、政治、军事，还是人心方面，皆有着极其有利态势。

    明末以来，北中国流贼充斥，满人进袭，江南地区一直比较平稳，农业、商业、手工业发展迅速，经济积累丰厚，是明朝得以支撑的最大财赋地区，可以说是大明帝国最重要的经济基础。仅税收方面，江南就占全国税收的将近一半，可谓财源滚滚，既富且庶。

    更重要的是，明朝军队，在江南地区还保有一百多万，远远超过清军数目。在这些军队中，力量最大的当属驻守武汉的左良玉部，有八十万之多，其余如高杰、刘泽清、刘良佐、黄得功部，人数从数万到数十余万不等。所有这几只军队，皆是能拉出一战的部队。除此以外，郑芝龙家庭在东南沿海的军队，还是一支能打水仗的海军力量，势力也不能小觑。而远在云南的沐氏家庭，一直对明王朝忠心耿耿，其手下又多骁勇敢战的少数民族士兵。这样一来，军队和广大的地区，为明王朝的延续提供了一种具有广大深度的廻旋空间。

    南京，从地理位置上讲，自古形胜之地，虎踞龙蹯，又有长江之险，文物繁多，田野富饶，军事地理位置十分独特。况且，明太祖朱元璋在此定鼎天下，使得南京本身就成为一处极具政治象征的城市。它不仅北有长江天险，且长江东延一直到江阴、南通，均有天险做凭恃。特别是南通往下，入海口处，江面辽阔，宽有三十多里，让人顿起插翅难渡之感。再往北推，淮河本身可做为一道大的天然防线。如果南明政权真有远见，凭临淮河，步步北推，即可以慢慢收复失地。如此，自荆汴直凭锐铎，自可扫清河朔。

    从人才方面讲，南京本来就物华天宝，人杰地灵，江南一带是东林、复社等士大夫集团的传统老巢，人才荟萃。加上从北方不断涌入的士人，以及驻扎于江南各地等待观望的武将，乃文乃武，比起北宋灭亡之后的南宋政权，南明政权无论时天时、地利、人和，都要比赵构君臣初创草草的时期拥有更多的复国条件。

    依据常理推断，南明新朝廷再怎么不行，也能与清朝划江而治。南明保存个江南半壁，应该是完全不成问题。

    恰当机会中的不恰当人——弘光帝即位

    北京陷落于李自成之手后，南京官员们忧急万分，非常想知道崇祯帝及其三子的下落。

    本来，南京兵部尚书史可法准备率兵渡江“勤王”，但有消息说崇祯帝已经乘舟入海南下，大家只能按兵不动。不久，忧喜参半的南京官员终于得到一个明白无误的情报——崇祯帝已经白缢殉国。

    如此，他们的当务之急，就是马上拥立一个新君，以此作为恢复大明朝的政治象征。

    在南京，最有实权的，当属手中握兵的南京兵部尚书史可法，其次是南京守备太监，再次是提督南京军务的勋臣。以史可法为主，南京及附近地区的明臣展开了立新帝的大讨论。

    崇祯帝已经“龙驭宾天”，他三个儿子仍旧下落不明。当务之急，是要保证皇位继承有人，否则天下群龙无首，就谈不上重整旧河山。

    立君这个大问题，现在有些市面上靠翻白话史书瞎白乎然后跟风炒作卖“畅销书”的假学者假作家们，总会愚蠢地写道：“大臣们要从皇帝宗亲中选出最聪明的人当皇帝”。

    完全不是！立嫡不以长，立长不以贤。如果谁最聪明谁就有资格当皇帝，封建宗统早就乱了大套。对于南明大臣们来讲，拥立新君，最要紧的是依据血统，谁与崇祯帝血统最近，谁就最有资格当皇帝。

    依据血统，最有资格当皇帝的，非福王朱由崧莫属。而且，他与潞王朱常汸近在淮安，立时可至南京。从明神宗一系来讲，福王朱由崧是明神宗之孙，与崇祯帝同辈（其父老福王已在河南被李自成农民军吃掉）。虽然惠王和桂王当时仍旧活着，二人都是明神宗之子，但他们远在广西，辈份比崇祯帝高一辈，不如福王朱由崧“弟终兄及”名正言顺。至于史可法等南京大臣心仪的“贤王”潞王朱常汸，乃明神宗之侄，血统稍远。

    福王朱由崧虽然最有资格当上新皇帝，但他几乎当不成。为什么呢？

    不因为别的，源于明末愈演愈烈的党争。本来，天启帝时东林党与阉党相搏甚烈，崇祯帝继位后大肆打击阉党，已经使党争基本消失。恰恰是福王朱由崧的继位，引发了南明新一轮党争，朝臣们斗来打去窝里反，直至南明灭亡。

    言至晚明党争，不得不提老福王朱常洵。他的生母郑贵妃，乃明神宗宠妃，所以神宗皇帝一直有意立他为帝，冷落长子朱常洛。一念之动，引发了长达二十五年的“立储之争”，群臣为了“争国本”，互相抨击，各方焦头烂额之下，直到万历二十九年，明神宗才不得不封长子朱常洛为太子。为了补偿，他又封爱子朱常洵为福王，建藩河南，膏血天下以供养这个痴肥儿子。

    在因立储而兴起的党争中，吏部朗中顾宪成被贬回原籍无锡，与高攀龙等人在东林书院讲学，逐渐结派兴帮，形成了一股很大的政治势力，时称“东林党”。同时，以首辅沈一贯为首的“浙党”联合“齐党”、“楚党”（均以老乡为关系结党），与东林党在朝中朝外互相攻击，而后魏忠贤一派“阉党”也加入其中，双方势同水火，不能相容。

    相对而言，自然是东林党多君子，阉党多小人。但党争之下，意气用事，东林党人多尚空谈，误国不少。这些以王阳明“心学”为思想指南的士大夫阶级，太过清高自重，凡事爱讲大道理，泱泱而谈，根本不考虑实际解决问题的办法，整日嘴里叨叨性命之理，务虚名，弃实用，最终使得朝政一发不可收拾。

    由于明末三案“梃击案”、“红丸案”、“移宫案”均与老福王朱常洵与其母郑贵妃有关系，所以，聚结于南京的以东林党为首的士大夫阶层，自然对小福王朱由崧极其敏感。正是当年东林党人的据理力争，老福王才最终没能登上皇储之位。东林党人神经非常敏感：倘使老福王之子小福王朱由崧在南京登位，他翻起旧帐，打击报复，东林党人自然是不会有好果子吃。

    南京兵部尚书史可法是东林党人左光斗的高徒，对福王之立，当然有所顾忌。而游走于江南的东林党党魁钱谦益，也以私益出发，联合南京户部尚书高弘图、詹事府詹事姜曰广以及南京兵部侍郎吕大器等人，四处游说，竭力主张“立贤”，即准备拥立潞王朱常汸。