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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戴着镣铐跳《天鹅湖》——孙维刚酿造的美酒味在其中
一位高二学生的家长说：我参加过高中年级的家长会，孩子的班主任是一位有现代教育理念的年轻教师，她非常同情高中学生面临的处境。她主张教育应该以人为本，尊重学生的个性发展。但这样的教育理念并不为校方所理解，因为校方衡量教育成果是学生能否考上大学。这位班主任说到动情处，忍不住流下了泪，而坐在讲台下的我也很矛盾，甚至痛苦。虽说大家都希望孩子考上大学，但谁也不想让孩子高分低能。
2002年1月20日，北京二十二中数学教师孙维刚因病去世。对孙维刚，相信大多数读者比较熟悉。作为一个标志性人物，孙维刚最令人称道的，是在他曾执教并担任班主任的一个普通班中，有22名学生考上了北京大学和清华大学。据媒体报道，虽然身为一个普通的数学教师、中学班主任，但他却被教育界众口一词地誉为“教育大师”，认为他用数学教出了哲学——论据是：他的教育理念虽有争议，但他带出的学生样样好，连个头儿都比别人高。
一位标志性教师，在现行的教育体制下，常常“离经叛道”地实践着自己的教育理念，却取得了众所瞩目的业绩。我希望通过对他的解读，在一定程度上解开他戴着现行教育体制的“镣铐”，依然跳出了舞姿优美的《天鹅湖》之谜。然而，我深知，这种解读只能属于抛砖引玉式的表面之作，要真正发掘出隐藏在孙老师身上的诸多宝藏还需广大读者本着“天下教育，苍生功业”的宗旨，在随后的日子中继续深刻思考。
孙维刚有说不完的故事，有些故事甚至已经成为当代教育史上的经典。当我在互联网上对“孙维刚”这个名字进行搜索时，数百条信息扑面而来，绝大多数都是对他的去世表示真诚悼念的，其中既有国务院副总理李岚清的唁电，也有从未与孙维刚谋面的普通网友。一个普通教师的去世，能引来如此众多的人们滚滚的热泪，这本身就令人感慨。
“孙老师是名师，他并不专门为示范而示范。他的每一节课都是示范课，都按照他自己的进度讲。他讲课从不拒绝别的教师旁听，校内校外的教师，京城内外的教师，都是推门就可以听孙老师的课。”北京市东城区教委主任周焕奇也曾是孙老师的同事，他说，做一名数学教师，和孙维刚做同事应该是一种悲剧，因为他做得太好了，你难以超越他；但也是一种幸运，因为你可以看到他竟将教师这个职业做得如此轰轰烈烈。
北京二十二中副校长杨春林曾是孙维刚的学生，她的办公桌就在孙老师对面，她清晰地记得2001年寒假前，孙老师上最后一堂课的情景：他用两道高考题为初三学生结课，这两道题属于前几年高考中比较难的题目，但同学们很快就解开了。杨春林说，孙老师的教学目标很明确，就是让学生们掌握数学的思想和解题方法，因为这样能养成良好的学习习惯，而有了良好的学习习惯后，教学自然就容易了。
在孙老师带的第一轮实验班里，有位蔡冰冰同学，当初考初中时，她连区重点都没考上，但6年后，她却成为北京市唯一入选首届中国奥林匹克国家集训队的选手。她说，这得益于孙老师和自己的一次谈话。上高中时，她的成绩已经很好了，上课时就未免有点儿无所适从。孙老师及时点拨她：知识都是相互联系的，课堂上老师常会重复以前的知识，这时候你应努力找到新旧知识的联系，这样学习数学就变得简单而有趣了。
孙老师注重和家长的配合，他的班上有42名学生，他常常说，我们有85个教师，父母双方也是教师。他的家长会要求父母双方都到场，他说：“如果我的教学思想得不到家长的配合，是根本无法实施的。”在一般人眼中，孙维刚的教学方法有些严厉，他会要求学生晚上9：30去睡觉，要求不能进游戏厅……还有许多细小的要求。尽管这种教育理念并没有得到所有人的认同，但他所取得的教育效果却是明显的。他的学生在学校里样样突出：文化课、体育、卫生、公益，甚至身体发育得都要比别的学生好，但他们却并非从学校或者区里选拔出来的，而是大多非常普通。
孙老师爱说：“在一个多元化的时代，做人没有唯一的标准，但我认为还是有最高标准的，比如正派、诚实、无私。”他希望学生“做一个由于自己的存在，而使别人生活得更幸福的人”。他的这种理念在学生们身上得到了体现。1997年高考前，他班里综合评分在前15名的同学都坚决表示：放弃参评三好学生，放弃高考10分加分(北京市市级三好学生高考可加10分)，把机会让给其他同学。国际奥林匹克数学竞赛的金牌得主阎君，高二时就被北京大学提前录取，但他想再参加一次国际奥赛，再夺一块金牌。可他看到孙老师身体不好，便想帮孙老师一把。随后，他用了100多个小时为班上的同学作辅导，自己却在国际奥赛代表队选拔赛中以一分之差落选。可阎君说：“我不后悔。”
孙维刚去世后，到他家悼念的人络绎不绝，但每个人都被他清贫的生活感动：所有的家具都是“过去式”，铁床和大衣柜更是20世纪80年代初常用的。其妻子王海亭说：“经常有人问我孙维刚这么做，你觉得亏不亏。说实话，我是有些苦，但我很敬佩他，做一个教师能活成这样，为家庭、为学校、为国家留下这么多东西，他过了轰轰烈烈的一生，值。”
解读孙维刚的故事，我的感觉颇为复杂。孙老师以自己的才学、能力、人格，赢得了学生和家长的敬佩，也赢得了社会的赞誉。然而，他之所以拥有这些弥足珍贵的精神财富，是因为他的学生在升学考试中取得了优异的成绩。试想，如果孙老师班上的学生没有那么多人考上北京大学和清华大学，他所实践的教育理念，是否还像今天这样能得到大家近乎一致的认可？
一位高二学生的家长就说：我参加过高中年级的家长会，孩子的班主任是一位有现代教育理念的年轻教师，她非常同情高中学生面临的处境——做不完的作业、考不完的试。她主张教育应该以人为本，尊重学生的个性发展。但是，这样的教育理念并不为校方所理解，因为校方衡量教育成果是以考上某某大学的学生比例为标准的。这位班主任说到动情处，忍不住流下了泪，而坐在讲台下的家长们也很矛盾，甚至痛苦。虽说大家都希望孩子考上大学，但谁也不想让孩子高分低能。
在采访工作中，我也遇到过许多这样的尴尬事。比如在某市采访时，我一提起素质教育，该市普教科的负责同志就说，我们这里的素质教育搞得不错，然后就是兴奋地列举某初中有多少学生升入了重点高中，某高中有多少学生考上了北京大学和清华大学，全然不提通过素质教育的实施，学生们的整体素质提高了多少。到了基层学校，校长们最津津乐道的也是这些内容，在他们看来，衡量一个学校办学水平高低的标准只有一个，那就是有多少学生升入了重点初中或重点大学。这都使我感到困惑：评价素质教育的标准是什么？难道还是升学率？如果这样，今天大家所谓的“素质教育”，依然还是应试教育，与以往不同的只是，今天的应试教育套上了一件“素质教育”的时髦外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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