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高校后勤社会化改革，并不能简单理解成把高校后勤统统交由社会操作，而应按社会化、市场化模式运作。经营学生公寓并不只是单纯的经济问题，还是社会问题，弄不好还会成为影响社会稳定的政治问题。如果放手让高校后勤实体参与学生公寓的建设、管理和服务，像“黑心棉”事件、放火事件等，就不会出现。
2003年3月10日晚，我来到了河南大学仁和学生公寓。在公寓食堂和澡堂交接处，大量的煤渣和垃圾露天堆放，虽然当天风很大，臭味还是很浓。这样的垃圾在公寓大门和食堂之间也堆放了不少。在公寓中心区，虽然树立着排排路灯，但亮的却只有两三盏。在微黄的路灯光下，可以看到很多自行车凌乱地堆放着，公寓楼的墙面上和过道内粘贴着不少花花绿绿的小广告等。
在四人间里我看到，高低床铺、台式书架、方凳、壁柜、201电话机等基本设施齐备，但像暖气、吸顶电扇等设施则没有，方便晾晒衣被的封闭式阳台也没有(每幢楼只是极少几间宿舍有)，这些缺陷恰恰是学生意见最大的。六人间的情况也一样，只是空间稍大。据了解，四人间的收费标准是每人每学年990元，六人间的收费标准是880元。我还注意到，公寓内没按标准设置公用洗衣房和文化活动室，值班室也无人值班。在三楼的一个男生卫生间内，六个大便池只有一个可以使用，其他五个上面一直在快速度地滴着水。
此前，我还走访了一处外宿学生较为集中的“学生公寓”。这里原是河南省工商银行开封干部分校，后来被一位杜姓老板承包，除一部分楼房租给学生外，还开办有浴池、旅社、网吧等。在八人间的女生宿舍，除高低床铺、几把方凳、201电话机和一个简易砖式碗橱，其他室内设施基本没有。杜老板说，他的“学生公寓”最多可容纳100多人住宿，每人每月住宿费50元。我当天还探查了几处个人单独或合伙租住的民房。在一套由三位学生合租的民房里，除简易单人床、破书架、旧书桌外，别无他物，整个房间阴暗、潮湿，其月租金是200元。
采访时，我还听到了这样两个故事——
一个是新闻学院的学生讲的：2001年9月，在学校统一安排下，他住进了仁和，但不到一天，就发现枕头有异味，撕开一看，他大吃一惊：枕芯使用的是“黑心棉”！很快，他的同学也撕开了枕头：碎海绵、草根、塑料绳、卫生纸……这些像垃圾一样的杂物出现在了他们面前。事后才知，这样的“黑心棉”枕芯共有4700个，是公寓的开发商瑞安房地产开发有限有公司配售给学生的。
另一个是法学院的学生说的：2003年2月27日晚，因为公寓连续停了两天多电，一部分男生开始采取比平时敲打脸盆、破坏公物、大喊大叫更为激进的行动。他们把书本、废报纸甚至旧衣物点燃，从公寓内向楼下扔，使公寓院内几乎变成了一片火海。当时，他正在楼下放自行车，一团火球差一点落在他身上。好在那几天地上还有积雪，不然的话，很可能会引发火灾。
在2004年3月11日我对河南大学总务处处长莫起升、河南大学后勤服务总公司总经理兼党总支书记何NFDA1的采访中，这两个故事得到了证实。何NFDA1还告诉我，仁和停电的主要原因是瑞安公司拖欠电业部门的电费，而为了稳定学生情绪，学校领导指示他以最快速度、最高效率协调瑞安公司与电业部门的关系，并先由后勤服务总公司替瑞安公司垫付10多万元的电费。这样，河南大学后勤服务总公司已先后为瑞安公司垫付了近30万元的电费。
一位文学院学生告诉我，入住仁和学生公寓一年后，一部分学生开始想方设法搬出公寓，而不知什么原因，2002年秋季开学不久，瑞安公司还主动公布了一份通知，大意是准许200人搬出公寓，学生可以自由报名。结果，200个名额迅速被抢光。更让瑞安公司始料未及的是，除了报了名的学生很快搬出了公寓外，随之而来的竟是大批学生也纷纷收拾行李，搬出了公寓。
随后，瑞安公司要求由学校出面，劝令搬走的学生搬回去。据学生讲，各班辅导员曾口头警告他们，如果不按学校规定的时间重新搬回公寓，该入党的不准入，该评先的不准评，该得奖学金的不能得。迫于压力，大部分学生搬了回去，但其中一些人却拒交住宿费，另一些人也只是象征性地交了一点，人却依然住在外面；还有一小部分人坚决抵制辅导员的警告，拒不搬回。
对由学校出面劝令搬走的学生搬回公寓一事，莫起升和何NFDA1表示确实如此，但否认给学生施压。莫起升说：“学校明确要求老师只能从保护学生安全和方便学校管理的角度，动员学生搬回去，坚决不能提谁不搬就处罚谁的话。”何NFDA1还表示，正是因为一部分学生不交住宿费，才造成瑞安公司故意不交电费。
在采访中，我发现，绝大多数搬出公寓的学生的住宿条件都不好，可为什么学生宁住条件差的民房不住条件好的公寓呢？他们说：“钱花得不值”“太受限制”(每人每月只准用16度电，多不退，少不补)。大家统一认为，以公寓现在的条件，每人每年四人间收990元、六人间收880元太高，“感觉不值”。
“既然公寓社会化了，我们和公寓的开发商瑞安公司之间理应是契约关系，双方的身份、地位、权利平等。我们交了住宿费，公寓就应提供包括硬件、软件在内的全方位优质服务。如果我们感觉交易不平等、不等值，就该有权和瑞安公司讨价还价，双方满意，我们就住，否则就不住。可事实却不是这样，从收费标准到管理标准，都是瑞安公司单方面说了算，他们出台什么办法，从不征求我们的意见。”一位法学院四年级的学生说，“我们对公寓的设施、服务、管理等方面不满意，拒绝入住，瑞安公司就让学校出面制服我们，这种服务、管理方式算社会化吗？硬件建设需要社会化，难道软件建设就不需要了？”
仁和学生公寓的收费与其基础设施、管理和服务质量相比，真像学生说的“感觉不值”吗？它放开了一个让学生自由选择的小口子，竟造成“崩堤”之势，直到校方出面，才使一部分学生“回流”，这是为什么？学生和瑞安公司之间没有形成契约关系的原因何在？“黑心棉”和放火事件的出现，说明了什么？一旦发生电业部门断电事件，就由学校后勤服务总公司替公寓开发商拿电费，这是长久之计吗？针对这些问题，我对莫起升、何NFDA1进行了采访。
莫起升说：“仁和学生公寓是瑞安公司投资建成的，目前住有6600多名学生。它的投入使用，在很大程度上解决了学校因扩招带来的学生食宿紧张问题。但由于2001年的新学年开始后，大批新生急着入住，学校就没来得及就一些细节问题与瑞安公司协商，双方也没签合同。这样，学生住进公寓后，瑞安公司就在收费和管理标准等方面牵制学校，有时不给学校打招呼，就私自向学生收钱，比如每生每年收90元的物业管理费。由于收费权没掌握在学校手里，具体标准也就由瑞安公司直接去物价局申报。在学校要求下，从2004年开始，仁和的物业管理费不再收了，一些四人间也改成了六人间，收费降低了一些。
“学生‘回流’后，新矛盾又来了，一部分学生因对仁和不满意而拒交住宿费。瑞安公司认为，学生不交费，他们就无法还贷、给工人发工资等，不交电费就是因为没钱。至于‘黑心棉’问题，说白了是瑞安公司急于收回投资的利益驱动造成的，但他们却没考虑后果，学生一直都因这件事敌视瑞安公司。”
何NFDA1表示，问题发生的根源在于学校没和瑞安公司签合同，双方的责任、权利、义务没划分清楚，致使瑞安公司只讲追求最大利润，不讲追求最好服务，对此学校无能为力。学生和瑞安公司之间当然是契约关系，但当学校都没和瑞安公司签协议时，这种契约关系自然很难实质性成立。
何NFDA1明确表达了自己的困惑：“什么是真正意义上的高校后勤社会化改革？我们应不应该在这场改革中借鉴‘德国模式’？”他说，高校后勤社会化改革，并不能简单理解成把高校后勤统统交由社会操作，而应是按社会化、市场化模式运作，因为经营学生公寓并不只是单纯的经济问题，还是社会问题，弄不好还会成为影响社会稳定的政治问题。如果放手让高校后勤实体参与学生公寓的建设、管理和服务，像“黑心棉”事件、放火事件等，就不会出现，因为后勤实体在考虑经济利益时，会先把学生和学校利益放在前面，这是由后勤实体的性质决定的。”
何NFDA1谈到的“德国模式”是这样的：负责德国高校后勤的是一家具有法人地位、不以营利为目的的社会服务机构，即德国大学生服务中心。它在全德共有62个分部，为分布在德国200个城市的300所高校共计180万名大学生提供服务。其经费来源是：(1)经营收入，占80%；(2)国家拨款，占20%。中心经营活动的收入主要用于其日常运行管理和后勤服务支出，利润则直接用于社会公益活动。何NFDA1说，通过借鉴“德国模式”，逐步建立适合中国国情的高校后勤社会化的基本模式，能从根本上保障高校后勤姓“教”不姓“钱”。
在河南大学采访期间，我不断听学生提到一个名叫“桃李园”的学生公寓。他们说，这个公寓的收费标准与仁和差不多，但各种条件却要好得多，“住这样的公寓，值”。学生们表示，如果仁和也办成桃李园的水平，学生与瑞安公司之间的矛盾也就不会那么多、那么激烈了。他们建议我看看桃李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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