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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位镇中心校校长表示，自己虽然身为一校之长，但一般没时间也没精力抓教学管理，日常的主要工作就是想方设法应付伸向校园的黑手。他说：“像这样罚来罚去，要来要去，还不就是折腾学生的几个杂费吗？！扎一针出点儿血，啥时扎不出血来了，这些人你请都请不来。”
任何有远见的国家和民族都高度关注教育，视教育为立国之本、富强之源、发展之基、竞争之资，是从根本上提高国家和民族地位和实力的关键所在。今天，中国的教育涉及到13亿多人口的切身利益，与每个人的一生息息相关。面对无时不在、无所不在的教育，国人对未来寄予了深切的厚望。
1998年，联合国教科文组织总干事马约尔在给《世界教育报告》所写的前言中曾留下了这样一段发人深省的话：“我们留下一个什么样的世界给子孙，在很大程度上取决于我们给世界留下什么样的子孙。”对教育，国人寄予了无限美好的理想和希望，但也常常感到忧虑和迷惘。
孟子曾说：“不齿不若人，何若人有。”在今天，对问题的困惑、对危机的漠视、对竞争的麻木、对学习的忌讳、对法纪的轻视、对信息的充耳不闻、对公平和公正的淡薄，都将导致更大的问题和危机。只有深刻地反省自身，找出问题及其真正的症结所在，并进行“刮骨疗毒”般深入实际的审视与改革，中国的教育才会有真正的生机。
在此背景下，国人对教育纯净度的要求越来越高，而教育本身存在的大量问题，却又严重影响了教育在国人心目中的美好形象。在这方面，教育乱收费首当其冲，在个别省市甚至已经进入了“十大暴利行业”，以至中央政府不得不三令五申，要求严查教育乱收费，还教育一片圣地，还人民一份公平。这不仅关系到科教兴国的大事，而且和社会的稳定与安全息息相关。
2002年，据不完全统计，教育部和各地教育监察部门查出公办中小学各种违规收费4.2亿元，查处乱收费案件6934件，处理责任者3363人，其中通报批评2230人，受党政纪处分1133人。而据专家推测，2002年全国共有9.88万所中学和45.69万所小学，其中至少2%为省市级重点学校，最保守的估计，每所重点中、小学年收择校费分别为500万和200万元。如此计算，光择校费一项，全国一年就超过270亿元，这当中大部分是属于乱收费。
在以教育为本的中国，愈演愈烈的乱收费正在成为最广泛的百姓话题，甚至演变成为一些典型的社会悲剧。
2003年7月，陕西省榆林市，19岁的景艳梅考上了大学，父亲景统仕不堪至少上万元的学费压力在家中自杀身亡。同年8月，四川省简阳市安象镇节约村一位18岁的女孩考上了大学，为了筹措学费，愿意以身相许。读大学难，上幼儿园也不是件容易的事，光学杂费每年随随便便就得七八千元，高的甚至达到了一万七八千元。一些家长为此惊呼：“上幼儿园比上大学还贵！”
在福州，招收择校生的现象普遍存在，少数被家长们看好的小学更是借机收取高额赞助费，个别优质校甚至开出了每个择校生要缴纳近2万元的高价。这还不算什么，在2003年实行“三限”政策之前，广州一个择校生收费可高达15万—18万元。现在，其他一些城市的收费水平已经开始像前几年的广州。这当中重点学校又尤为突出，南昌的一位家长说：“入学捐款四五万元不过是‘毛毛雨’，就是捐上10万元、20万元的也大有人在。为了找关系，我又另外请客送礼，花了近3万元来疏通关系。”
2002年，北京市近800所中学就有200多所在靠招择校生增收，年择校费超过10亿元。2004年1月3日，《江南时报》发布消息，宣布在刚评选出来的2003年中国十大暴利行业中，教育、房地产、殡葬、旅游、汽车、电信与手机、医药、网络游戏等行业同时榜上有名。据教育专家保守测算，10年来教育乱收费总额超过200亿元。
这些乱收费乱在什么地方？就中小学而言，主要表现在三个方面：一是一些基层教育行政部门和中小学校受“利益驱动”影响，通过招收择校生，办“校中校”、补课班，乱发复习、辅导材料，各种名目与学生入学挂钩的赞助费等，有的是为弥补学校公用经费的不足，也有的是为小集体牟取利益。二是一些社会有关部门向学校乱摊派、乱罚款和搭车收费，如强行订阅报刊杂志，推销保险、校服、食品和学具等。三是一些基层政府违反规定，擅自立项、超标准收费、扩大收费范围，如通过中小学校向学生征收教育费附加或教育集资，收取建校费、危改费、捐资助学款、代课教师工资、工友费、集资修路(桥)、超计划生育罚款、社会治安费、社会抚养费等。据部分省市教育部门统计，中小学校自身的乱收费和基层政府以及部门的乱收费和搭车收费金额，约各占乱收费金额的一半左右。近年来，一些基层政府乱收费行为有所下降，但一些地方部门的乱收费和搭车收费行为依然比较突出。
事实上，治理教育乱收费工作从20世纪90年代就开始了，而且年年都在抓。但让人奇怪是，人民群众不但没有觉得教育的收费秩序好了，反而觉得教育的收费秩序越来越乱。即使在“一费制”政策出台以后，教育乱收费的势头也没有得到控制。
2003年，甘肃省的农村中小学普遍推行了“一费制”。这一政策的实施，旨在规范各种教育收费，遏制乱收费行为。但是，甘肃省城市社会经济调查队有关教育收费统计调查资料却显示，在2003年，甘肃省县级以下农村教育收费指数仍居高不下。在这一年，甘肃省共查处教育乱收费2000余万元，其中，在治理中小学乱收费中，清理取消收费项目53个，涉及金额211.34万元；查处高校乱收费案件三件，涉及金额72.7万元；查处教育行政部门和学校乱收费案件116件，涉及金额306.44万元；查处义务教育阶段乱收费案件145件，涉及金额212.61万元。问题主要集中在三个方面：一是三令五申取消的收费项目仍在收取；二是有些已经明确降低的标准，不但没有降，反而扩大提高了收费标准；三是自立项目、自定标准，乱收费名目繁多。
在教育乱收费这一问题上，现任教育部部长周济曾说过这样一段话：“教育乱收费伤害了青少年学生的幼小心灵，影响了青少年学生诚信品德的形成，不利于他们的健康成长。”
关于这个问题，周济有一次亲身体会。他说：“我在武汉市工作的时候，有一个乡政府在学校开学时，想把农民应缴的税收通过学校征收，家长不缴税就不让学生上学，这叫做搭车收费，结果学生家长群情激愤。有个别的学生家长就做了出格的举动，堵了国道，堵了交通。当然这违反了法律。我们还是尽力做他们的思想工作，说：‘你们因为缴费问题就堵国道，对孩子们是怎样的教育？’家长反过来问我们：‘你们学校乱收费，对孩子们又是什么样的教育？’这句话对我震动很大。教育乱收费实际上损害了我们崇高而神圣的教育事业。学为人师，行为世范；教师的言传身教对孩子们的成长具有决定性的影响；教师的日常工作非常平凡，但教书育人的责任却极其崇高而神圣。学校乱收费，对教师的形象是一个打击，对教育的形象是一个打击，对孩子们的心灵更是一个打击，损害太大了。校长乱收费、老师乱收费，本身就是不诚实，就是不讲信用，我们的孩子怎么能够接受好的诚信教育，又怎么能够形成好的诚信品格呢？”
周济的震动并不就是所有人的震动，尤其不是教育乱收费者的震动。
2003年年底，国家发展和改革委员会在全国组织部署了教育收费专项检查工作，检查发现各级各类学校、教育主管部门及各级行政部门乱收费现象严重，收费犹如雁过拔毛，名目繁多，数额巨大。根据对全国20个省(区、市)的初步统计，各级价格主管部门共对63484所大、中、小学和教育主管部门进行了重点检查，查出违法收费案件12634件，违法收费金额21亿多元。
学校存在的乱收费行为，在不同的教育阶段有不同的表现，贯穿了教育的各个环节。在义务教育阶段，主要是将“捐资”“赞助”等与学生入学和考试成绩挂钩，贫困地区的农村中小学未严格执行“一费制”收费政策，以及提高标准收取借读费等；在高中阶段，主要是未严格执行择校生的“三限政策”，收取高额“择校费”“赞助费”，擅自扩大调节生比例，变相超收学费等；在高等教育阶段，主要是收取与招生录取挂钩的捐资助学费、点招费、转专业费、赞助费、建校费等。这些乱收费有的是明码标价，按分计价；有的收费金额特别巨大。
教育乱收费使教育的形象一落千丈，不少人把它和司法腐败联系起来，认为它也是导致社会不安定的重要因素。教育在传统文化视野中的“净土”形象，从此荡然无存，代之而来的，是对教育的愤怒声讨。然而，实事求是地讲，在教育乱收费的背后，还有着很多无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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