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康景濂在韩文德肩上拍了拍说:“好样的。”然后说,我现在不是处长,“已经是十县专员、第一挺进纵队的司令了。”
韩文德问:“你已经是司令,为啥还问我们团要子弹?”
康景濂说:“我这个司令是才封的,还是个光杆司令,马上要进山组织队伍,就是到敌人所占领的湘鄂赣边区打游击战,没有钱、枪和子弹怎么行?”
韩文德脑子转得快,一听康司令要进山组织队伍,组织队伍就需要人手,如果跟康司令去,不是就不受邱耀东的管了?所以马上对康景濂说:“康司令,我当兵就是你同意的,我现在还想跟你去,你要我吗?”
的确,当年韩文德能以十四岁年龄入伍,还是康景濂的功劳。
韩文德清楚地记得,十四岁那一年,他本来是要去延安的。
变故发生在临去延安的前一天下午。
那一天,韩文德已经做好一切准备,从上午就待在中共地下党员樊侠生老师的家中,天一黑就立即出发去延安。就在这决定命运的一瞬间,韩文德的父亲来了。
父亲先找到的是韩文德在三原鑫源当铺里当学徒的大哥双德,父亲见到双德,叹了一口气,然后满面愁苦地说:“队伍上又要壮丁,保长派下来你去,要不然就让你二弟去。你二弟不是亲生的,不能让他当兵,你又是家里的顶梁柱,也不能去,不出壮丁就要出钱,得一百一十个大洋,哪儿找这么多大洋去,把屋里房子地卖完才值七十个大洋。”
大哥双德看着父亲的愁模样,说:“我去。”
父亲说:“你挣的钱已能帮衬家里的日子了,我想让你弟文德去。”
双德说:“文德正上着学呢!”
父亲说:“兵荒马乱的,上啥学。”
双德说:“弟弟年龄小,怕人家不要。”
父亲说:“先试试看,不要了再说。”
然后父亲到公立学校去找韩文德,老师说请假了,没来上课。父亲知道文德在老师樊侠生家,就打听到樊侠生家里。
韩文德被父亲的安排说得愣住了,他这个年龄在那种形势下也分不清究竟是上延安好还是当壮丁好。他见父亲为难的样子,就对老师说:“反正将来都是打日本鬼子,我就先走一步了。”
朱保长领着韩文德,其他几个保的保长一个人领一个人,一起步行,被送到高陵县城的接兵处。
接兵处设在县政府的大院里。
接兵的房间里放着两张桌子,桌子后面坐着两个穿灰军衣的兵和一个戴大盖帽的官,一个兵问:“你们是哪个乡的?一口山东话。”
朱保长和韩文德都能听懂山东话,高陵县过去从山东逃难过来的难民已经形成了好几个村庄,有一个村庄就叫山东庄。朱保长回答说:“崇皇乡的。”
那兵就逐个登记、问话。前面都过去了,轮到韩文德出了问题,那个戴大盖帽的官长站起来指着韩文德问朱保长:“这是你送的兵?”
保长回答:“是,是。”
官长又问韩文德:“多大啦?”
韩文德回答说:“十七。”
官长怀疑地说:“没有吧?”
韩文德说:“就是十七啦,不信你问保长。”
朱保长瞪了韩文德一眼,没说话。
官长摇摇头说:“不行,太小。”
韩文德说:“我小,给我发个小枪。”
官长笑了,说:“当官的才能拿小枪。”然后挥挥手说,“回去,回去,等以后长大了再当兵。”
韩文德说,“不行,来不及啦,长大了国就亡了,我当谁的兵。”
官长觉得这个孩子问得奇怪,他以前就没听过这种话,很感兴趣,问韩文德:“你为啥非当兵不可?当兵要打仗流血,你小小年纪难道不怕死?”
韩文德说:“既然当兵就不能怕死,日本鬼子打到中国,强占我土地河山,杀我同胞,国家兴亡,匹夫有责,全国人民奋起抗战,卫国保家,我们怎能袖手旁观。要积极投身到抗日战争的洪流中去,有钱的出钱,有力的出力,工人走出工厂,农民走出田庄,学生走出课堂……”韩文德打开了话匣子,要不是官长打断,他还会滔滔不绝说下去。
官长问他:“你就是学生走出课堂了?”
韩文德说:“我不念书了,顶我哥当壮丁打日本鬼子,官长一定要收下我,让我的岁数一边往大里长,一边打鬼子吧。”
官长也被韩文德感动了,刚想说什么,看见县长从外面进来了,就对县长说:“你看这娃,小小年纪,不叫他当兵他偏要去,说些话很有道理,你看咋办?”
县长杨季成正陪着过来拜访的康景濂说话,康景濂当时一下子认出了这个小鬼,对这个小鬼产生了兴趣,他看了韩文德一眼,说:“你跟我来。”
把韩文德领到他房子,先问吃了饭了没有?康景濂知道来当壮丁的人家里都穷,交不起壮丁钱才被逼迫着来,心里都不愿意,这个孩子却是自愿而来,还非去不可,这可是从来没有的事,所以很感兴趣。
在关中地区,人们不大看得起当兵的,把当兵的和农村的懒汉联系在一起,统称为兵痞二流子,当兵的心里也明明白白的。实际上,不管是兵和匪,干的都是刀头上舔血的生意,他们自己也称自己是吃的现饭,穿的老衣,不知道啥时候一颗枪子儿飞来就一命呜呼了,又都跟着军阀打仗占地盘,没有明确的生活奋斗目标,祸害老百姓特别厉害,所以,老百姓对当兵的就没有好印象。
韩文德听康景濂让他吃饭,也毫不客气,对康景濂说:“我早上走得早,还没来得及吃饭。”
康景濂笑笑,就叫人给炒一碗米饭。饭还没端来的工夫,他问韩文德:“你到底多大啦?”
韩文德说:“十七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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