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基钦纳课程就是围绕公共利益与私人得失之间永恒的矛盾冲突所开设的一系列讲座。虽然邀请所有的师生参加，可只有哲学、历史学和英语文学系的高年级学生必须听课。需要特别指出，这些讲座由一些知名作家举办，赋予了学院一定的声望。正如预期的那样，讲座经常激发全院性的热烈讨论。
“阿舍可是多才多艺，”费拉德说。“除了哲学教授以外，他还是个研究密尔顿的学者、经济学家、诗人。”
“真的是多才多艺。”我说。
“我想我读过你的作品，你的研究领域是司各特。”阿舍说。
我的作品居然引起了菲利普?阿舍的关注，我不由自主高兴起来。苦恼的是，我却不能指出我在哪些评论文章中见到阿舍的名字。前来解救我的是莫克森，他说“阿舍专门研究尼采。”
我想了一会儿。
我的学究气息浮了上来，我引用一句话“我担心我们尚未摆脱上帝,因为我们还信仰语法。”
费拉德居然笑了起来，“范塔塞尔，你的学识简直让人印象深刻。”
如果说可以用“忍受”来形容费拉德的话，那么他这些年越发变得令人无法忍受了。费拉德十九岁时初露端倪的东西在四十岁时已经羽翼丰满，逐渐形成了一种只能与其傲慢相配的优雅。他的衣服，从英国进口，是当今时代质量最好的产品。他养成了冷嘲热讽、懒洋洋的说话风格，我想他说话时完全扭曲了嘴形，而嘴唇静止时，又好像在冷笑。我讨厌这个男人，他常常在那么多贫穷的举止优雅的学者面前卖弄自己的财富，卖弄名不符实的权威（虽然聪明，可他还是一个表现差劲的学生，而他居然以此为荣），他唠唠叨叨，干涉学院事务（他赞同建立一个医学院，对此我强烈反对，这将耗尽学院原本薄弱的资源）。而我最讨厌的是他盯着人看时眼睛半睁半闭的样子。我们站在走廊里，他就那么瞅着我。
“你会往返于耶鲁大学吗？”我问阿舍。
“今年我正休年假。事实上，我住在施拉普宾馆。”
莫克森在我们旁边，像在表演神经痉挛的舞蹈，一会儿摆弄头发，一会儿又把手从衣兜里拿出来，伸进去，一会儿又清理衣服翻领上的棉绒。甚至费拉德都好像着急离开，只有阿舍依然保持姿势。
费拉德用肘碰碰他的客人，说：“阿舍教授，我们别再继续耽搁范塔塞尔教授了。”
阿舍伸出手，“很高兴认识你，教授。”
“我也一样。”我亲切地说。
我现在必须停下来，由于在移动的车厢里写字，眼睛很紧张，有些作痛。车里现在热起来了，但饮水机里总有机械冷却的饮用水；只要提出要求就能得到一大罐冰茶，所以在北卡罗来纳州的热浪里，我依然十分舒适（我不知道九月为何这么潮湿）。为了在早晨放松一下，我走过观察车厢，也是图书车厢，这是离车尾最远的车厢。我坐在后舱面上，同几个乘客一起，观看乡村风光。火车以每小时60英里的速度前行，大地从我面前飞驰而过，我不禁想到这感觉真有些类似于写传记，我们试图及时地向前写，保持合理的时间顺序，但同时又要努力地抓住飞奔而过、退于远方、最后彻底消失的历史事件。
我在楼梯底部遇到埃特娜的时候再次想到：在这些年里她变得多么端庄。她看起来不再像当初见面时那么高大。（这种情况可能吗？不，当然不会。只是她看起来不再像以前那么令人敬畏而已。）那天晚上她穿着高领绸缎礼服，富有铜器的光泽和颜色，衣服底边大胆地提高了一些（虽然离晚礼拖鞋只有三英寸，提升的高度没有今天的礼服底边那么放肆，甚至我认为有些不知羞耻。尽管我对于女性的魅力不能免疫，可我还是常常这样想）。她把丝绸袜子与裙子在色调上相搭配，无疑晚会上的每个男人都会欣赏这强健、古铜色的脚踝。她还戴上了野性的驾驶帽，一个黑棕色的宽沿的帽子，有面纱，有两条可以系于下巴之下的饰带。正如我以前经常说的那样，我喜欢这顶帽子，现在它已经是我们家里一道熟悉的独特景观。
我帮她穿上大衣。“我来开车吗？”
“天啊，不。你开车过于紧张，尼古拉斯。要不介意的话，我来开车。”
她说的对极了。我是个可怕的司机，我在方向盘前弯腰驼背，双手用力紧握方向盘，到达目的地几分钟之后，手指仍然僵硬。我无法掌握驾驶的窍门，从不会放松。“毫不介意。”我说。
我跟随埃特娜出了侧门，沿着花园小径来到车库。半小时之前，这里有一场猛烈的暴风雨，现在夕阳西沉，一片云雾下面是清晰的色带。已经没有多少光线，倒还看得见花园，或者是在秋天的单调的残枝败叶。花园里有些繁花似锦的福禄考（我多么喜爱它们的香味，我现在时常想起要种些福禄考，便能使我的花园重新焕发生机，可惜欣赏的人只有我一个人，我肯定会感到伤感，我想这不明智的）。花园是由埃特娜设计的，早晨在花园工作也是她的一大乐事。她穿上园丁的围裙，戴上草帽，脚蹬一双靴子，看起来既滑稽又惹人怜爱，灵巧敏捷地采摘玫瑰。玫瑰花会一直开放，直到霜冻将它们摧残。事实上，我们门厅桌子上在十月中旬之前通常都会摆上大量的鲜花，。
“要是我当了院长，”我对着埃特娜美妙的背影说，“我会一年搞两次聚会，一次在秋季，专为教师，就像男人俱乐部那样的，有香烟、白兰地等；然后在春天，就是五月吧，搞一个花园里的家庭聚会，希望看到花园里满是孩子。”
“很好的主意。”埃特娜说。
就像垂死前的喘息一样，太阳那时刚好照亮了玫瑰的枝干、福禄考的茎、埃特娜坚持用木桩固定的栅栏、草坪、果树、甚至还有戴着绣花小帽的可爱的妻子，一切如此绚丽，我肃然起敬（我现在依然记得）。在那一刻，世界一片橙红色，泛着微光。天上的乌云渐渐退去，日落的彩虹在与我们相邻的大地上挺立起来，这是一种罕见的景观。
“看，埃特娜。”我激动地说。
妻子停下来，我们一起观看这景色，我忍不住想我的生命、我拥有的一切正在接受一种盛大的祝福。我不是很幸运吗？虽然我夜晚不得安宁，可是在玫瑰色的晨光中，我乐意将这不安忘掉，埃特娜和我有着超过大多数人的美好的婚姻。我们从未吵架，从未鄙视对方，而这些在其他夫妻身上可是司空见惯的。我是多么的幸运！我呆呆地站在花园的小径上，这样想。我认为在一生之中躲避着我的幸福，好像马上就要落入我的掌心。我说：“我太幸福了。”
“亲爱的，”埃特娜说。
“今晚我会玩得很高兴的”我接着说。“当然会。”埃特娜说。
费拉德的房子非常豪华，有些炫耀，与美国乡村一贯纯朴的样式格格不入。这是一幢乔治王风格、用专门进口的英国石灰岩修砌的建筑（房子四周是新罕布什尔州的花岗石，我不能想象这要花掉多少钱！）。有巨大的门廊，有两层楼那么高的柱子，未经装饰的大幅的窗户。我想，撇开这种奢侈浪费而言，这房子可以称之为“富丽堂皇”。事实上，那天晚上有不少急于奉承的人倒是屡次提出这样的高论。（我很高兴地报告读者，这座房子现在是一所盲人学校。）
“天哪。”我们驾车驶上圆形车道时，埃特娜感叹。
“要我说的话，这房子是老来俏。”
“可是它真的很不一般呢。”
“有的人为了显示自己的富有，简直无所不用其极。我的观点是，有财而不外露。”
“你不太喜欢他，是吗？”
“按要求，我得对他以礼相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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