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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什么弄错了？”埃特娜问。
“是一张枝形吊灯的账单。”我转向埃特娜，“白铁，六个壁突式烛台。来自汉诺威的三月灯店。我们定购过吊灯吗？”
“让我看看，”过了一会儿，她又说“我退回去了。不明白为什么还要发个账单过来。”我想她的语调中有些生气。
“那么，我们真的定了吊灯？”
“我定的。我想挂在侧门会很漂亮。可是太大了。我退货了。”
“那我打个电话提醒他们。”
“让我来吧。你的事多着呢，这是家庭琐事，我来料理。”
我现在说不清我们有没有继续讨论这件事，因为克拉拉下楼来到屋里。她出现时总是朝气蓬勃的（甚至装病时也是这样）。她是在我们结婚一年零两天时出生的，已经出落成一个秀丽的女孩。有些时候，我认为她会很弱不禁风，她骨架上几乎没有什么重量，后来她慢慢强健起来。克拉拉继承了埃特娜的体重，我荷兰祖先的金发碧眼（虽然我自己是褐色头发），皮肤细腻。她走进屋子时，我禁不住想笑，她在制服上面外加了一件毛衣，却把毛衣纽扣扣错了。
“克拉拉，你生病了吗？我可警告你，要讲实话。”
女儿张开嘴想回答，可我的声音里，也许脸上的什么东西让她停了下来。刚才她走进屋子时，懒洋洋的，但未能完全掩饰她健康青春红润的面色。现在她不再因为咳嗽而病怏怏的，更多地感到了困惑。
“亲爱的，”我语气缓和下来，“你认为今天因为有了十分重要的几何考试，上学就变得格外困难吗？”
她仔细考虑这个问题，扫视了一下她妈妈。“克拉拉，我赞同你父亲的意见，可能你现在感觉好些了吧。”
克拉拉微弱地咳了一声，她很清楚这次游戏是输掉了。既然输了，再没必要假装没有胃口。她渴望地盯着餐具柜上的食物，问道：“今天有果酱蘸面包吗？”
我动身向学院走去。周一到周五的早上，天气作美的话，我就会走一走，如果天气恶劣，我也努力走上一程。散步是我唯一的运动。我已经提到，我不像其他同事为体育而锻炼，比如，我不骑车，不打保龄球，不打棒球。但是我的步伐轻快，可能受到秋天落叶那半透明颜色的鼓动：金黄的赭色，郁金香般的红色，以及点缀其间的青草的绿色。新英格兰的土壤、空气、水孕育了这汪洋恣肆的色彩，不管人们怎样发挥想象，它总是给人惊喜（自从我成为新英格兰人二十多年以来，这惊喜总会激起更大的惊奇）。在白雪皑皑的冬天，在湿漉漉的夏天，人们忘记了自然会多么的壮丽辉煌。事实上，人们几乎不能相信这种颜色，以及天空的蔚蓝色，于是我想文学之中对于自然的精确描述是何等稀少。（华兹华斯，忙于描写的可能不是自然本身，而是他对于自然的“看法”。）但这种描写足以让人想到造物主（新英格兰的秋天是上帝更为杰出的创造）。虽然上帝和我只不过是不冷不热的相识，然而，就凭我的孩子这个奇迹，就凭我和埃特娜·布利斯十四年不算奇迹的婚姻，我就足以对他感恩戴德了。
那天早上的行程中，我穿过了两个乳牛场，风景一般，在小镇的外围是普通房子，看来不怎么顺眼（是学院职工、镇上店主等人的住房），最后来到惠洛克大街的一端，头顶浓密的树叶好像着火了，下面形成一条火红的通道，让人产生前往步行的渴望。我记得多年以前和克拉拉一起在秋天散步的情形，她拍手的样子，她在惊讶之时撅起圆圆的小嘴的样子。她向前疾跑，拾起可爱至极的各种颜色的树叶，有猩红色的，有橘红色的，有黄油那样黄的，这样我们回家时，衣兜里的干树叶沙沙作响。（现在我是多么喜欢那些散步，喜欢回忆它们！）
我大步走过惠洛克大街，比克拉拉要有风度一些。虽然从1899年以来，世界发生了巨大的变化，可这条街上的房子却没受到影响。我在威廉·布利斯屋前停顿了一下，在不久之前，他还经常到我家里来访，我们的孩子叫他“爷爷”，亲切的就像亲祖父一样。可是现在让人伤心的是，经诊断，发现他患有癌症，我想，他正在楼上的卧室里休息。埃特娜和威廉这些年关系更紧密了，埃特娜一周看望他几次。我相信，埃特娜视他为父亲，而他也乐于接受。我经常也去探望，那天我本来想去，可转念一想，决定继续前行，在那样一个灿烂的清晨，我不愿走进黑暗的死亡之屋。做出这个近似于自私的决定之后，我走向大学，一路上不断浮现在脑海里的恰恰是我竭力避免的：死亡，未来一天布里斯和我的死亡。这条思路很快引发了一连串的想法，让人倒吸一口冷气：我会在这个学期末死掉吗（这是布里斯的原话）？我会留下什么遗产？尼古拉斯·范塔塞尔能留下什么痕迹吗？
我站住了，陷入沉思的之中，我想起多年以前来到施拉普的那个雄心勃勃的范塔塞尔。大学里有些人文笔比我好，发表作品比我多，获得奖励比我多，他们职业生涯的轨迹要迅捷一些，提升得要快些。而我在事业上几乎一事无成，我教育我成百上千个学生，甚至还点化了一两个；我很有管理才干（正是由于我对系内成功的管理，英语系才开始羽翼丰满起来，这强有力地支持我参选院长职位），但是这些微小的成功不足以称之为伟大。不能，我站在校园里思考，如果我一生有什么事接近于伟大的话，那就是对我目前妻子的爱。我知道我认识的人中很少有人会说爱一个人就可以算作伟大，因为这样太容易，太普通，太“怕老婆”了，他们肯定会争论一番的。真的，我很少听男人谈到爱情，人们认为这是妇女和诗人的专利。而我站在那儿，我知道，在深爱埃特娜的过程中，我触摸到了生命中异乎寻常的东西。这是我全力以赴的一项事业，它动用了我的感官、我的智力、和我的情感。
我向前跨了一步，继续走了一小会儿，然后突然停了下来，一个刚刚冒出的，烦扰人心的想法袭上心头。为了实现真正的伟大，真有必要取得那种非同寻常的爱情的回报吗？埃特娜从来没有对我表示过爱意，经过前面两次（痛苦的）遭遇之后，我也不愿强迫她做出表示。与新婚不久相比，她更加喜欢我了，这点我可以肯定，但她爱我吗？到目前为止，那么多年以后，经历了那么多事以后，我在这儿不得这样痛心地写下：她不爱我。不像我爱她那样。这是我们的交易，对吗？她同意当我的妻子，就是为了换得自由，拥有自己的家，可以做母亲，当上女主人，为了最近可以开上汽车，来到某个地方做慈善工作，找到满足。有很长一阵子，当我看着学生们把校园里的绿色一分为二时，这是活泼的秋天的排列，我会感到悲伤，这与明媚的天气不宜。然后我提醒自己，事实上，我真正地拥有了埃特娜作为我妻子。我摆脱了一闪而过的忧郁，向教室走去。
还没转角，就听到了很多声音。费拉德自鸣得意的懒洋洋的声音，莫克森声音尖锐的询问（这是最真诚的声音）听得十分清楚，可是另有一个声音却辨认不了，它带有英国口音，而这口音历经多年有些模糊了。我想悄悄地溜进教室，我无论如何不想遇到爱德华·费拉德，可是太晚了。实际上，当时要不是我紧紧靠在墙上，就会有一场碰撞。
“范塔塞尔，”费拉德在问候之中，好像暗示着整个宇宙：一种长幼强弱次序，一种温和的消遣，当然还有解雇通知。“我想介绍你认识刚刚来自耶鲁的菲利普?阿舍。”
阿舍站着高我一头，体格比我稍瘦，穿着灰色精纺毛料西服，与他眼睛相配（也可能不配，眼睛里带有布料的颜色）。阿舍微微一笑，不像费拉德那样咧嘴而笑，他的笑容中丝毫没有恶意或者恶作剧。他一头暗淡的长发，从额头笔直地向后梳理。他有可爱的一面，甚至可以说他很帅气，在大致庄重的外表下，洋溢着敏锐的智慧。我可以完全相信这个来自耶鲁的人。
“是什么把你带到了施拉普？”我问道。
“阿舍教授要讲授基钦纳课程。”费拉德替他回答。
“祝贺你啊。”我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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