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选择字色： 选择背景色：
回书目 
我继续我的故事。那是婚礼之后十四年的一个早晨，埃特娜和我坐在餐厅吃早饭，餐厅壁纸上有深红玫瑰，有黑色桃花心木装饰。当时是1914年，屋内某个地方有两个孩子，我得说，很快乐的小孩，已经起床了，很吵闹。年长的克拉拉，13岁，已经穿好衣服，准备上施拉普女子学校。房子里一片喧闹，表明有人在动：关闭抽屉的声音，鞋子掉了的声音，铸铁锅在炉上的刮擦声。从门顶气窗照射进来的光线里，灰尘在黑色木头上微微闪光。浓郁的咖啡香味搅动人的感官。
我对这一切记得十分清楚，好像刚刚走进那扇门。当我回望此前的岁月，感觉时光的流逝，就像清风吹起书页一样，书页快速地翻飞，有时很难看清一个句子，一个短语。“书中讲了什么?”徘徊在这些书页中间，我询问自己。“互相之间有什么变化吗？”
我现在能记起当时我对婚姻的感觉，但是不能相信描述其中的内容，这些事实是只可意会，不可言传的。偶尔会有一些场景，一些事件，脱离背景，飘浮在已逝的时空之中。我回想起尼科迪默斯婴儿时候吮吸埃特娜乳头的样子，他的眼睛皱巴巴的，像个老头，头发僵直，带有胎汁。我记得克拉拉一件漂亮的裙子，红色天鹅绒和硬布衬裙，精工制做，走起路来，发出纸一样的响声。我记得尼基（尼科迪默斯的昵称）第一天自己走路的样子，横冲直撞，向前倾斜，然后跑进我的臂弯。当然，一些生活中的大事还是一清二楚的（我不是说我年老糊涂了），在一个六十四岁老人的眼里，很多细节都在生活中漂白了，这种生活，既有白天的满足又有夜晚的痛苦，各占一半。
白天的满足很容易解释清楚。
妻子和我蜜月之旅归来后，埃特娜安顿下来准备当妈妈，尽管我不像父亲那样多产，但孩子很快就降生的。七年之间我们只有两个孩子，埃特娜流产两次，她对此很伤心。不出所料，埃特娜的确是个优秀的母亲，我们从儿女那儿共同分享天伦之乐。埃特娜还是个一流的老师，她有表演的天赋，这不是所有母亲都具备的（比如我那两个母亲）。我会发现她坐在育儿室的地板上，裙子拢在身后，技艺高超地表演一对木偶，逗尼基开心。有时我会看见她和克拉拉在花园里，穿着春装，身体苗条，像学生一样互相追逐。埃特娜体质强壮，异常喜欢户外活动，自然是个极好的游伴。对此我很高兴（至于她缺乏女性的温柔，我倒毫不在意），因为我其实不喜欢运动，希望读者对此不要感到惊讶。埃特娜坚持要尼基和克拉拉都学习网球和槌球，为此，我们房屋前后建起了不同的草坪，搭起了各种球网。妻子穿上网球裙的时候，特别动人，她同时是个严格训练、令人鼓舞的球类教练。随着时间的推移，我渐渐明白在与尼基和克拉拉运动的过程中，我的妻子找到了一种宣泄方式，以排遣内心的狂躁不安，这种不安，当她还在伯父家里是我曾看到过一次，当时，这种不安的情绪从脸上飞快地闪过，事实上，也可以说我曾经利用过这种不安的心态。
偶尔埃特娜这种烦躁不安的心情会变本加厉，她需要离家，这样，她对于外出度假有了狂热的喜好。在夏季，她和我带着克拉拉和尼科迪默斯来到新罕布什尔州的海边小镇。我们租了一个小屋，时间一个月左右，或者在一家名叫“高地”的旅馆住下来。我回忆这些度假的日子，总会想到靴子里的沙子，孩子们微微晒黑的样子。埃特娜身着亚麻宽松裙式外衣，草帽上的黑色丝带在东风吹来的时候劈啪作响。她要么站着向海面远眺，要么沿着海岸散步。或者穿上马海毛制的泳衣，在水里跋涉，头巾捆住头发，修长的四肢裸露在外，肤色白嫩，让人赏心悦目。
就像往常，我要么和她一起站在沙滩上，要么一起散步，因为离开施拉普我也同样高兴。很久以来，我就知道，施拉普这个地方也非常压抑。我继续在校任教，已经升到英国文学研究希契柯克的教授一职。当时，诺厄·菲奇四年以前已经迁升为院长（让我伤心的是，“修辞”这个词，已经在我当上高级教授之前就被去掉了。有人认为学生不喜欢这个词。而我认为这种迎合学生的行为太讨厌了。菲奇很成功的辩护，我们还是可以继续教授这一课程，只不过换一种隐蔽的方式罢了；如果招生人数上不去，那就没多少可教的了。每个学科都被告知要改进课程设置，以便更加吸引学生。依我说，这都是不可靠的标准。）。院长倒是很适合我，我有管理的才干，我在系上已经施行了我的一些观点，比如强化了学生取得英国文学学位的要求，举办了凯洛格优秀散文大奖赛。
每年九月从海滨回来，埃特娜就开始监管孩子，进行教育，最初她亲自教导孩子们的基础数学和阅读的基本要素，好为他们上文法学校做准备。而最近，埃特娜开始在临近小镇上的一家社区服务中心从事慈善工作。沃升顿的诺福克街上的贝克之家是一所接受贫民和病人的慈善中心。我们有厨师玛丽，女仆阿比盖尔照料家事，埃特娜就可以每周到这个慈善机构作几个小时的义工。为了参加慈善活动，就在此前一年，她还学会了驾驶汽车。我为她购置了一辆凯迪拉克四门微型轿车，最先拥有电子启动器，这样女性可以容易操控。这可是个可爱的东西，绿色的厢体，金黄的条纹。而埃特娜是施拉普能够驾车的四位妇女之一，我得说，她戴上可爱的驾驶帽，坐在方向盘后面，正是一幅英姿飒爽的样子。有时我穿过校园去上课，就会看见她驾车驶过，她的围巾在空中飘扬，车后扬起一股灰尘，我就会异常满足地想，“这可是我妻子，尼古拉斯·范塔塞尔的妻子”。
这些就是我日常婚姻生活的细节。可是在这快乐的叙述背后，有另外一个故事，一场我从未赢过的夜间斗争。
我现在努力地理解。当时是我做了什么不妥的事了吗？是因为我争取到了我不该得到的东西而受到惩罚吗？我说不清楚，我从来没有遇到过像婚姻这样让人忧心忡忡而纷繁复杂地纠缠在一起的事物。为了和解我们铸就的而不得不维持的婚姻停战协定，我所面临的挑战，使得最为烦人的学生、最为抽象的论文，都显得微不足道。
也就是说，尽管埃特娜表现出来是个优秀的母亲，我们同享天伦之乐，但我们的关系在白天还热烈友好，可是夜幕降临时，变得紧张起来，沉默取代了交谈，眼神谨慎起来，双方都想办法转移注意力。作为惯例，我们一起在客厅里度过晚间时分，我们都不愿开口说话，也不能交流。我为准备明天的课读读书，埃特娜则埋头缝纫，一切那么安静，悄然无声，我可以听见一片波斯地毯背后埃特娜压抑自己的声音。要是她觉得束缚，那么我的束缚感觉是双倍地强烈，不仅因为我对她有着似乎永不消退的欲望，而且因为当我在阅读德莱塞作品，埃特娜在刺绣桌巾之时，我们之间那种越织越密的紧张局势。
我们之间这种极其紧张的情绪来自于婚床，读者对此因该不会感到惊讶。那张床是在蜜月旅行中几乎沉默的情况下我们购买的一件桃花心木的奇大无比的怪物。在床上埃特娜很少直接拒绝我，可她对此并不乐意。一夜又一夜，我会溜进被窝，拥抱这个女人，在我眼里，她只会在清晨把儿子从婴儿车里抱出来，或者为女儿梳辫子；几个小时前她刚刚递给我一件缝补好的衣服；她会抬起头来，高兴得停止阅读，回答厨师的问题。我发现，从根本上说，她拒绝我深入她的心灵，同时也不让我接近她的身体。尽管在那座饰有三叶草和圆形花雕的床上，她尽职尽责，但是她不爱我。我原以为时间就是联姻（难道女人就不能耐心地发现肉体之爱的快乐吗？难道时间的魔力不能将她对我的尊敬演变为爱情吗？不能把职责演化为激情吗？），可是我们在床上相见之前的几个小时过得如此之慢，我只好学会了抑制自己，而一种无益的冷淡的感觉随之渐渐滋生。何况每天晚上，我都会想起我能够最为确定的那个可怕的事实：埃特娜嫁给我的时候不是处女，这样我就益发的冷漠。嫉妒一而再，再而三地被唤起，循环往复，它是我每个夜晚忠诚的伴侣，比爱情值得信赖，比我的山盟海誓还可靠。
我咒骂自己为何在新婚之夜保持沉默。后来，这种对质的恰当时机已经不再，我无法找到一个合适的场景，提出这个敏感的话题。时间一周一周地流逝，我们开始了婚后的日常生活，想提出这个可怕的话题越发的困难，甚至到后来简直不可想象我能问她这个问题。（机会稍纵即逝，永不再来，不是吗？）
新婚旅行几个月之后的一个晚上，我冲动地站起来，走过房间，跪在妻子面前。埃特娜那时正在用针拨开一个结，想努力地解开线团，可能这让我想到了我们的婚姻已成死结，我抓住她的手，叫喊说我深爱她，我希望她幸福。她看着我，脸上一种吃惊，或者是惊恐的表情。“尼古拉斯”她说到。（多年以来，她一直不太情愿以教名称呼我。刚才她好像正要说出“范塔塞尔教授”，不过及时停了下来。）她仍然一手握针，绣花箍掉在膝上。她那平常可爱异常的双眼，由于疲劳，有了淡淡的粉红（我暗自想，应该给她买个好点的灯），我还没有说完，便惊叫起来“你太冷了。”她的手被我握住，出人意料的冰冷。我不由得想起那场宾馆大火之后的晚上，我送埃特娜回到威廉·布利斯家里时，我握住她的手，她叫起来“你好冷啊。”，那时她是一样的惊讶。好像婚后数月之间，我把妻子体内的温暖抽干了。
回书目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