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阿舍低头看着自己杯中的白兰地。
“一次偶然的机会，我读到你在《大西洋月刊》上发表的一篇关于反战言论的文章。”我说。
“是吗？”他很吃惊地问。
“如果你的祖国要求你出国你会答应吗？”
“我已经老了。”他说。
“因此你的文章只是在理论上阐述了一下。其实没有人能够直接影响你。”
“没有，”他说着，在椅子上挪动了一下身子。“但是我是真心拥护和平，我向你保证，而且对此我很坚定。”
“你是个无神论者吗，阿舍教授？”
“不是。”他说。
“很好。”
“很好？”
“尼采说的。”
“那只适用于学术领域。”
“是啊，那你是教友派信徒吗？”我问道。
“不，我不是。”
“噢，那你信奉什么？如果你不介意，能告诉我吗？”当然，这个问题问得有些鲁莽，即使是今天，我也不知道当时为什么那么逼问他。他犹豫了吗？肯定是犹豫了。但是他不是害怕回答我这个问题，而是在为他的回答所引起的后果做心理准备。他朝远处望了一下，然后又将目光收了回来。
“我是犹太人。”他说。
我端着酒杯僵直地坐着，一句话也说不出来。我想，就算他的回答是“我是个中国人”，“我是个巫师”，“我是个吉普赛人”，我都不会比听到这个更吃惊。
“真的。”我说着又喝了一口。
阿舍这个名字居然是个犹太人名？可听起来就像是英国人名。难道董事会不知道他们正在考虑让一个犹太人来当施拉普学院的院长？就我所知，施拉普学院就连一个犹太教信徒都未雇佣过。我以前一直不懂他为何一路从伦敦到剑桥到纽黑文再到施拉普，现在终于有些明白了。
（我现在不敢去回忆也不敢去揭露这些机会主义思想。我唯一的一张王牌，如果可以有王牌的话，那就是：那时，欧洲以外的其他地方很少有犹太学者，在施拉普学院这种地方更是听都不会听到这样的事。当然，现在情况完全不同乐。仅在施拉普学院，我就能至少能举出三个犹太学者：以赛亚书·戈登，罗伯特·纽曼，还有杰罗姆·西尔。当然必须指出的是他们中没有哪个被施拉普学院雇佣。）
“我们中有很多反战者，”阿舍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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