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刚刚得知的这个确凿的事实，让我胆寒，我开始研究这个人。他拥有的每件东西，我都没有。他是地道的新英格兰人，我是迟钝的荷裔美国人。（不，他更优秀，是真正的由英国人转向而成的新英格兰人。）很明显，他是才华横溢的学者，而我是一个无趣的教书匠。他是诗人，我是学究。我想学院董事会可能觉得阿舍更具吸引力：尊敬的弗雷德里克·斯廷森牧师，现任大学传教士（一想到有个伦理学家当院长，他肯定会兴致盎然）；霍华德·耶茨，一个来自新英格兰古老家族的银行家；克拉克·普赖斯，一个公开承认的亲英派人物；更不必说无时不在的费拉德，据我所知他看不起我。难道尽忠职守的进行管理和坚持不懈的增长学识的我，不能与来自耶鲁的具有广泛涉猎的智力和艺术美感的气质的阿舍相抗衡吗？
阿舍的眼睛一直与我四目相对，我非常清楚他在看一个这些年越来越结实的男人，这是惯于久坐的职业使然，同时他的发际线后退的速度与肚子前进的速度一样快。他知道我也是个竞选者吗？费拉德告知他了吗，或者他能否觉察他人的野心呢？
在火灾事故的那个夜晚，在我首次看见埃特娜?布利斯的瞬间，我有了最强烈的欲望。这是一个从此改变了我一生的时刻。事实上，我早已习惯地把我的一生分为两段：埃特娜“之前”和埃特娜“之后”。就在我看到费拉德把阿舍搂住的时候，内心的妒忌舒展开来，像蛇一样蜿蜒曲折，我意识到我不了解这种强烈感情的深度，甚至当我躺在婚床上，躺在埃特娜身边不断遐想时，我也不知道。比较而言，那种嫉妒，在早餐时候的阳光里容易驱散；可这……这种嫉妒却大相径庭，它是羡慕的薄弱部位，是爱情的黑色一面。
（现在我忽然想到，我描述的这些事件发生在二十年之后，这些激情或者嫉妒都可以归纳为大脑内部的化学反应，每当我重新回忆起最初的事件，便引发或是再次引发化学反应。如此，我在记叙这些事件时，脑袋里是多么混乱的化学反应啊，那是一种化学浓汤！）
（大脑里有化学反应吗？我回到施拉普后得去问问化学教授。）
那天晚上，我的睡眠断断续续的，几乎一夜没睡，时不时地感到身旁的埃特娜有一种平时我未发觉的警惕。我想她的不安可能是因为她在晚会上引起了不必要的关注。在费拉德介绍完阿舍之后，出现了瞬间的寂静，就在那时，埃特娜不幸掉了一只香槟酒杯，在满屋的文人雅士和他们的妻子面前，这太引人注目了。她的手指被高脚酒杯里的液体打湿。埃特娜对晚会的主人抱有歉意。而我的烦躁不安则在于：每次睁开眼睛，我都清晰地看见刚从耶鲁过来的菲利普?阿舍的贵族面孔。这样，埃特娜和我，这两叶扁舟，在失眠的汹涌波浪里上下漂动，一只小船忽隐忽现，另一只从波谷升上来又跌下去。就这样一直持续到我们的女仆阿比盖尔前来叫我们起床。我妻子，好像一直企盼着被叫醒，揭开被子起床，动作快得我没能和她说上一句话。
像往常一样，各自上完卫生间后，我们在早餐厅里碰面。我发现平时会出现的轻松感觉不再有了，那种经历了夜晚婚姻关系的紧张状态之后的解脱没有出现。我们互相问好，不像是热情的朋友（我现在记起我们那天早上没有亲吻对方），倒像是筋疲力尽、心不在焉的同事，问好的时候每个人都在和其他人进行无声的对话。我现在不能了解埃特娜的想法（当时我想她可能在准备向米利森特·费拉德再次道歉），也不能记下我的思想，因为我当时极度的焦虑，高度的世故。
我把前一天说过的话，在杂货商的走廊里，在费拉德招待会上说过的话过滤了一遍，就像我们大多数人事后一样，我杜撰了一些理性的、敏锐的、睿智的回答，那些灵机一动嘲笑我的回话，因为这些回答在现实生活中永远不会出现。我多么希望时光倒转，这样我就可以表现为一个自信、大方的教授，想到一个强劲的竞选对手时，不再崩溃，而是像体育运动员一样欢迎、甚至鼓励对方。可是我从来没当过运动员，被费拉德的话打懵了，我脑袋里一团乱麻。我不愿意在埃特娜面前讲述这些。
胃口，跟平和的心境一样，离我远去了。我像一个孩子，用力去戳那粘滞的卑鄙的蛋黄。我下定决心，我要找出阿舍，我要跟他谈话，搞清楚他对我构成了多大的威胁。我知道伊利法莱特·斯通（就是讨厌食底泥动物的那个人）不太喜欢有一个局外人获得这个职位。他认为，只有从学院职工中选出的人才能了解施拉普最迫切的需要，他是正确的。更有意义的是，他不赞同扩张。可是他们的论据是：既然拉丁语、修辞学、和圣经阐释学对他们自己的教育已经足够了，那么这个课程安排对于后来的人也就足够了。我不像他们那样保守，虽然我认为应该把资金用在图书馆而不是用来添设课程。这是为生病的威廉·布利斯辩解，虽然他事实上已经不再对这种争论感兴趣了。同样不感兴趣的还有玛丽，她收走了我几乎没动的盘子，一种不赞成的表情。
从眼角上，我看到埃特娜将手伸向盛糖的碗。我马上记起自己的粗野无礼，想马上找到补救办法。
“昨晚的招待会真舒服，”我打断我们之间的沉默。
“是的。”她说。
“为了那个打碎的香槟酒杯，你今天早上很是闷闷不乐。”
“对不起？”
“你摔坏的那个酒杯。”
“对。”她舀起两勺糖（通常，她只用一勺。）
“你感到抱歉是对的，但我想你不该再去想它了。”
我看了看她的脸，明显地苍白，我马上询问她的身体状况，“你不舒服吗？我看你今天舀了两勺白糖。”
“是吗？”
她努力地咬了一口面包，可能这是她想要的，她冲我微笑了。
“下午我要到贝克之家去，可能到五点才回来。”
“是吗？”我问。“你穿的衣服不对。”埃特娜穿着一件粉红的丝绸宽松短衫，要跟那些穷人身体接触，这件衣服一点都不合适。
“原来没有这个计划，可我早上觉得有必要去一下。”她的话让我更好奇了。正是“必要”这个词语，以及她说话时的速度激起了我的兴趣。我很少看见我妻子有任何的强烈愿望，我开始思考，虽然慈善意味着慷慨大方，但也不是完全的无私，它既对穷人有所帮助，也对行善者有益。
“回来吃晚饭吗？”我问。
“当然回来。”她在餐具旁边的一叠纸上作了个记录。
妻子弯腰写字的时候，我研究起她的侧影。（根据我的估计，她眼睛有些近视，可她不愿承认，这是一种我完全理解的淡淡的虚荣，在女性身上可以容忍。这儿还有个奇怪的情况，虽然我早已配好眼镜，可是我甚至到了四十五岁都不需要它们。）从气窗玻璃上射进的光线勾画出她面部的平面图：高高的颧骨，深棕色的笔直的睫毛，配上一双丹凤眼，额头上倾斜的发际线，长长的喉咙，隐约有点纹路。她写字时，强有力的手竖立着。我伸长脖子看她列的单子，除了羊肉、碳以外，其他辨认不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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