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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们走进金伯尔街上的一间小茶室，迎面袭来的是过热的喧嚣，潮湿靴子的味道，还有水汽在被蚀刻的镜子上形成雾斑。炉里有火，在满是污泥的地板上有各式各样的围巾、手套、帽子、甚至有丢在桌椅下面或者走廊上的小孩外衣，看起来咖啡馆里所有的人全体脱掉外衣。一个穿着黑色塔夫绸、镶着白边的服务小姐把我们引到桌子旁，头上戴顶般配的帽子，头发在热气中卷曲起来。埃特娜和我坐了下来。她点了茶、苹果蛋糕，我要了热可可。她脸颊上片片红斑，表明她进行了户外运动，活力十足。她现在看起来就是一个异常健康的女人，对生活甚至有了一种强烈的渴望，好像那个在布利斯家发臭的客厅里长期以来一直休眠的好动的精灵，开始呼吸，活跃起来。
“这些人都是大学的？”她问。“大多数吧。”我转过去观察人群。
靠窗的常常是一群群的学生；还有那些盼着假期到来，一直在购物的女士，我猜，是教师的妻子和女儿们。我看到一个角落里，莫克森拿着一本书，一个人坐着，我有些不自然了。糟糕的是，我转头过去时他也正朝我这儿看着。我们目光相接，他挥挥手，机智地打了个招呼，意思是，他要起身过来，向我同伴自我介绍，并且如果我不能示意否定的话，还会接受埃特娜的邀请加入进来。
莫克森个子瘦长，头发浅褐色，皮肤苍白，尽管我说过我们趣味不同，几乎相反（莫克森这个小子，有着华丽的大理石时钟，还有火炉挡板），我们仍是学校里最亲近的同事，经常一起在餐厅吃饭，流利地讨论晦涩的诗歌，以及某个散文家坚硬的散文（有时是需要管教的任性的学生）。莫克森喜欢赛马，不断地敦促他的赌注经纪人下赌。他是大学体育的狂热追随者，而我不是。尽管有这些分歧，我们关系够仍然亲密，我记不清我们在一起吃过多少次饭了。
“你的名字很有趣。是……”埃特娜说。
“荷兰语，范塔塞尔也是荷兰语，而尼古拉斯是古英语。”我生硬地说。
（我忽然想到我的老绰号可能有了另外全然不同的含义，编造这个绰号的是否想说“野性布尔人”？）
“大学里有多少学生？”她问。
“接近四百人。”我说。
“喜欢学院吗？”
“非常喜欢。希望有一天……，哦，不能说。我当然不想重复。”
“是的。”
“希望有一天我在大学里会得到升职。研究希契柯克的英国文学与修辞研教授诺厄·菲奇，可能在几年之内擢升管理职务，我有理由继他的任，我有很多思想要付诸实践。”
“如果你还不肯定能否得到，几年时间我想不算太长吧。”她说。
“大多数值得等待的事物都需要耐心，难道不是吗？”我问道，“你好像有很好的耐心。”
“是吗？”她仔细考虑我对她的评价，这时旁边有人在笨拙地摆动着四肢。我抬头看见莫克森正在穿大衣。
“范塔塞尔，你分析过纽曼了吗？”
“布利斯小姐，让我介绍同事杰勒德·莫克森。这是埃特娜·布利斯小姐，物理学教授威廉·布利斯的侄女。”
莫克森扬起眉毛，“很高兴认识你。”
“我也一样。”埃特娜说。
莫克森意思是问我是否阅读了约翰·亨利·纽曼名为《散文与演讲》的书，这本书一天前放在我客厅的桌上。
“我相信，以我对纽曼的了解，下学期我可以招到25个学生。”
“你认为《论圣人与神圣》值得他们学习吗？”
“当然是《逻辑判断力》了。”我不耐烦地回答，希望这个人快点离开。
“布利斯小姐，你是施拉普的，还是来做客的？”
“我是来做客的，莫克森教授。”
“哦，希望你玩得开心。尼古拉斯还不算太讨厌。”
尽管这个评论是个玩笑，莫克森没法再幽默一番，于是这段时间很难过。埃特娜低头看手，我用眼神恳求莫克森离开我们。毫无疑问，他从脸上读出我的希望，开始戴上手套。
“希望我们下次再见。”莫克森热情地对她说。我现在相信他说的是真的。看着他走开，我想起，莫克森不是个坏蛋，我的确认为他没有恶意。但是我知道，他很难控制自己，会向任何一个同事提起我们的相遇。因为此前很少有人看见我同一个引人注目的女人在一起。
莫克森离开之后，埃特娜问：“《逻辑思维》对你们的学生而言会不会太难了？”
我十分惊讶，向后退缩了一下，幸好可可饮料来了，我马上一阵忙乱，借机掩饰自己感到的耻辱。
“那么，你读过纽曼的书了？”
“是的。”
“你，你喜欢纽曼吗？”
“看得出来，你震惊了，这完全可以理解。真的，像我这种地位的女人，应该是一个毫无地位的女人，我怎么会阅读那样一本书？干嘛要劳神去读这种男性的论文？”
“不，不是的。”我有些狼狈。“不是吧。”
她好像有些开心。
“我读的书有些杂，范塔塞尔教授。”（她怎么那么快就好像忘记自己的诺言，要按教名称呼我。）我是拿到什么，读什么，不择手段，到图书馆借，上旧书书店买，向亲戚借等等。”
“看来你是自学成才。”
她笑了。“要说是自学的话，我的教育可是漏洞百出。可我还是希望一辈子坚持。我父亲去世前是菲利普斯埃克塞特学院的数学教师。”
“书香门第。”
“可我对数学一窍不通。我敢说，我伯父威廉认为我笨得要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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