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贝里齐本人把他第一次被信仰深深打动功归于下面这个特别情景：
一天他放学回来的时候，一个住在他伯母家附近的男孩子邀请他去他家，问他是否可以为他诵读圣经。他同意了。然而这样的事情重复发生了好几次，他开始感觉到有一种隐约的反感，他非常想拒绝，但是又不敢。因为他已经有了敬虔的名声，他害怕因为拒绝而失去这名声。然而有一天他放了一天的假，他去了集市，从集市上回来的时候，他犹豫要不要路过他邻居的家门，免得像从前一样被请进去。但是那个男孩子正等着他，不仅邀请他进去读圣经，还问他们能不能一起祷告。这时，贝里齐开始认识到是他在上帝面前不正，否则他就不会对那孩子的邀请感到厌恶了。这个认识给他带来非常大的影响，他说，在那天的邀请不久之后，他自己也开始练习这样邀请同伴。
对于那些察看上帝怎样待人的人来说，像这样的事实总是很有意思的。很清楚，上帝在带入光明、次序和生命很久之前，就已经常常借着他的灵“运行在人心灵的表面上”（创1：2）。我们决不可“藐视这日的事为小”（亚4：10）。对于孩子被上帝的灵感动、知罪改正这件事，我们千万不可粗鲁对待，或者视而不见。这些事情常常就是孩子品格中的未开垦之地，需要我们用好的建议、充满爱心的鼓励和祷告加以栽培。不幸的是，在这关键时刻，贝里齐身边似乎并没有人引导、指引他。如果有哪一位亚居拉和百基拉在诺丁汉找到他，给他指引，有谁能说这不会救他，免他落入多年的黑暗，脱离思想上许多痛苦的挣扎呢？
贝里齐14岁的时候离开学校，回到他在金斯顿的家中，打算继承父业。但是这个打算很快就落空了。有一段时间，他的父亲常常带他去市场和集市，为的是要让他熟悉牛、羊和猪的价钱，通过观察和实践学习做生意。当然下一步就是让他判断他父亲打算购买的牲畜的价格，这是农场主成功的重要秘诀。然而，在这一点上，可怜的约翰总是判断失误，老贝里齐先生开始对让他成为一位农场主的打算绝望了，他经常这样说：“约翰，我看得出你对牛的价格一无所知，我只能送你上大学，去作外邦人的光了。”
贝里齐未来人生方向的这种不确定的状态到底持续了多长时间，我们不得而知。很有可能持续了两三年，这也成为他家中许多烦恼的缘由。若不经过苦苦挣扎和横加拦阻，诺丁汉郡的老农场主是不大可能让他的长子放弃牛羊去上大学的。但是儿子对父亲工作的厌恶极深，不可克服。而且因着他与金斯顿一位基督徒裁缝的交往，信仰给他带来的印象能得以保持，并且不断加深。他与这位裁缝如此亲密，以致他的朋友宣告要送他去作这裁缝的学徒。最后老贝里齐先生看到他的儿子除了读书和信仰之外，对其他事情没有明显的喜好，就很明智地放弃了他的计划，同意他去剑桥上大学。就这样，约翰·贝里齐最终在1734年10月28日，他19岁的时候进入了卡莱尔学堂。
上帝的道路肯定非同人的道路。看起来很奇怪，约翰·贝里齐 进入卡莱尔学堂后的十四五年里，他在属灵的事情方面非但没有进步，反而退步了。他在1738年得到文学学士学位，在1742年得到文学硕士学位；差不多在同时被选为他所在学院的院士，留在学院内，几乎是无所事事，直到1749年。他是一个博览群书的人，在文学的每一方面都取得了很大的成就，结果在大学内享有极高声誉，被认为是一位完全的学者。一位与他相熟50年的牧师说贝里奇对希腊文和拉丁文就像自己的母语一样熟悉。他自己说，人生的这个阶段，他有时候一天读书15个钟头。但是他的聪明反而成了自己的绊脚石。他天生幽默，喜欢结识朋友，这也给他带来许多试探，权贵们争相要结识他，像获得查塔姆勋爵（Lord Chatham）称号的大皮特（elder Pitt）就是他的密友之一。无疑这一切对世俗的人来说都是令人欢喜的，但对他的灵魂却危害极大。简而言之，经过这些痛苦的经历，他认识到，拥有谈吐的智慧与非凡能力，就像拥有美貌、音乐技艺、美好的嗓音一样，是一件非常危险的事情。它们似乎可以帮助人在这世界上高升，但是实际上对拥有它们的人来说是至为危险的事。
贝里齐的传记作家韦廷翰谈到这时的他说：
他如此熟悉《赫迪布拉斯》(Hudibras)【《赫迪布拉斯》（1662-78），是由巴特勒（Samuel Butler）（1612－1680）所写一首以其中的主人公命名的嘲讽式的英雄史诗，充满了对清教徒的尖刻讽刺。】，以至于他随时都可以毫无困难地引用这首诗的任何一部分。在大学的时候，如果人们知道他会出席任何公开的宴会，饭桌边肯定就会挤满了人，他独特的谈吐和智慧的发言深得他们的喜爱。但是正如“滥交是败坏善行”（林前15：33），贝里齐很快就感染上了他同伴们的精神，沉浸在索西奴派的信仰观中如鱼得水，以致有10年的工夫，他丧失了所有严肃的信仰认识，除了少数时段以外，他不再作私下的祷告！某些时刻，他会痛哭，把他可悲的思想光景和他刚进入大学时作对比，加以反思；他会常常对一位与他一同作院士，后来成为一位卓越的神职人员的人说：“我要是和从前一样就好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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