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那当时的主教们又怎样呢？有一些无疑是学识渊博、生活作风无可指责的仁人志士。但其中最出众的，像赛克、巴特勒、吉布森(Gibson)、娄斯(Lowth)、霍恩(Horn)，似乎只能做到揭露他们所看到的罪恶，但却不知道如何解决问题。另外一些人，像拉文顿(Lavington)和沃伯顿(Warburton)，他们大声疾呼，强烈反对狂热和盲信，他们好像很害怕英格兰会变得虔诚过度！说实话，大部分主教都是俗世之人，并不称职。你可以通过以下事实看到英国国教的主流光景。康沃利斯大主教（Archbishop Cornwallis）在拉贝斯宫(Lambeth Palace)开舞会和盛大晚会，致使国王不得不亲笔给他写信干预，要求他停止。【国王为此写的信如此特别，我要把它完全列出来，我是在那本非常有趣，但编排得杂乱无章的书（《亨廷顿伯爵夫人生平与时代》）中找到这封信的。它很明显是在亨廷顿伯爵夫人被国王召见后写成的。认真的读者会发现，国王可能使用德文胜过使用英文。
我尊敬的大主教，我收到确凿的消息，说你的宫中已经举办了盛大的晚会，悲伤和关切充满我的心中，所以我毫不延迟就此写信给你。与此同时，我必须向你表明在此立场上我的感受，我认为，在多个世纪以来专注于研究上帝之事，在信仰方面隐修、广行慈善的行宫里举行这些轻浮之事和虚妄的娱乐，这即使不是非法，也是完全不明智的。我要补充说，在这个地方，你如此多的前任是如此圣洁地生活，给他们所承认和赞美的纯洁信仰增添了光彩。你可能已经看出我对这些不当之事的不悦，我不用更严厉的言语说话，仍按更敬虔的原则出发，我相信你会立刻停止这些事情，好使我没有机会说出更多关于我不悦的话语，或者使用一种不同的方法加以干预。求上帝把你所蒙的恩置于他大能的保护之中。我的大主教，我依然是你的好友。】我再补充一点，当英国国教领袖因怀特菲尔德的影响迅速传播而忧心忡忡时，高层中居然有人建议：要阻止他的影响，最好的方法就是让他当上主教。
那当时各教区的神职人员又如何呢？他们中大部分人沉湎于世俗，对他们自称所信的既不了解，也不过问。他们自己不行善，也不要别人替他们行善。他们打猎、射击、种地，他们发誓、醉酒、赌博。他们似乎已经定意，除了主耶稣基督和他钉十字架，别的都想知道。他们聚集在一起，一般是为“教会和国王”干杯。在世俗观念、偏见、无知和各种俗套上互相吹捧。他们回到自己的教区中，尽可能少做事、少讲道。如果真要讲，他们的讲章常常使听者不知所云，糟糕得难以形容。但是想想他们总是对着空凳子讲道，倒也给人一丝安慰。
100年前给我们遗留了什么神学著作呢？可以说那是最贫乏软弱的读物。那是一个给我们留下像《人的全备责任》(Whole Duty of Man)、蒂洛森(Tillotson)和布莱尔(Blair)的布道集那样的糟糕神学思想的时代。你去问问任何一家旧书店，他们都会告诉你，再没有比上世纪中后期出版的讲道集更糟糕的滞销货了。
100年前下层社会的教育情况又如何呢？各教区的大部分地区，尤其是乡村，根本没有教育。我们所有的乡村学校差不多都是1800年以后建立的。人们无知到了这个地步，当一个循道会传道人在萨默塞特郡(Somersetshire)布道时，因引用了一句经文“信的人不至于定罪”，（可16：16）便被控告诅咒而被地方官处以罚金（在英文中“定罪”与“该死”发音相同，译者注）。约克郡为了不落在萨默塞特郡之后，就派一位警官把查尔斯·卫斯理押解到地方官处，说他支持那位小僭君，因为他在公祷中说，求主“将逃亡的人带回来”。（撒下14：13，14）更有甚者，牛津大学副校长还竟然因为六名学生“信奉循道会信条，并依此读经、祷告，在私人住处讲解圣经”而开除了他们。有人这样说，随口咒诅不会给牛津的学生惹麻烦，但随口祷告却是令人不能容忍的冒犯！
100年前的道德状况如何？可以这样说，决斗、奸淫、私通、赌博、咒诅、不守安息日、醉酒几乎不被认为是坏事。相反，那都是高层社会的时尚，沉溺其中的人不会被认为比其他人更坏。关于这一点，最好的证据能在贺加斯(Hogarth，1697-1764)的绘画中看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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