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与怀特菲尔德一样，卫斯理没有留下子女，但是却留下了庞大的颇具影响力的一个宗派。他不仅看着它诞生，而且也看见它蓬勃健康地长大成熟。他离世时，循道会的传道人在英国本土就有313人，在美国达到了198人。而循道会会友的人数在英国是76，968人，在美国是57，621人。无需多加评说，事实已经说明了一切。基督的工人鲜有像卫斯理一样，取得了这样大的成就，当然，也没有人像他一样，亲眼看到自己有如此多劳苦的果效。
纵览18世纪这位属灵的伟人，他性情中引人注目的几个方面，可能会对我们有所助益。当上帝将特别的荣耀加给自己的一位仆人时，我们分析他们所受的恩赐以及仔细观察这些恩赐是什么，是明智之举。那么，约翰·卫斯理品质的与众不同之处，又是什么呢？
我要求读者注意的第一件事是，他的目标不同寻常的单一笃定。一旦踏上传福音的旅程，他便奋力向前，没有一日退后。“我只有一件事”，（腓3：13）这似乎是他的座右铭，限制了他的动机。传扬福音、竭力行善、拯救灵魂，这些成了他的主要目标，成了他人生主要的志趣所在。为了实现这些目标，他将一切舒适安逸的思想弃置一边，将一切属世的情感抛置脑后，环行了整个海洋和陆地。除了他，鲜有人去埃普沃斯站在父亲的墓石上，露天传讲福音。“因为上帝的国不在乎吃喝，只在乎公义、和平并圣灵中的喜乐”。（罗14：17）除了他，鲜有人看到自己的同工一个接一个地进入了坟墓。在他同代人中，几乎剩他一人。他却仍然斗志不减，传扬福音，仿佛身边的同工仍然健在。一位年迈的哲学家曾经给自己的学生提出了这样的建议：“不可轻视专精一艺的人。”专精“一事”的人就是长期以来做大事，令世界为之震撼的人。
我要求读者注意的第二件事，是他不同寻常的勤奋、舍己和对时间的把握。读这位好心人的日记，记下他一年内完成的工作量，几乎令人窒息。在所有人看来，他似乎总是在工作，从来不曾休息过。他说：“我和空闲无缘。只要活着，如果健康状况容许，我就要做事。”他在壮年时做了这一决定，便始终如一地贯彻执行。他曾经见到一个人，他知道此人曾经非常活跃，做过许多有益的事，但是随着年龄增长，却变得体弱智昏、言语迟钝，失去了人们的敬重。这成了人类本性的真实写照，在见过他之后，卫斯理做了一个祷告：“主啊，让我活着做一个有用的人。”甚至在他旅行期间，时间也不会白费。他说：“我通常在马背上阅读历史、诗歌和哲学，因为其他时间还有别的事要做。”当你在拥挤的城市街头遇见他，引人注目的不仅是他的长袍和服饰、飘逸的白发，而且还有他的步态和风度。这两者都表明他拥有的时间都是经过计算的，一分钟都不会浪费。他说，“虽然我很忙碌，但从不忙乱，因为在完全平静地完成的工作之外，我不多加给自己任何别的工作。”这同样也是一个非常有用的秘诀。我们必须憎恶闲散，爱惜光阴。一个人如果不经过尝试便不知道自己12个小时内可以做多少事。正是那些做得最多的人发现他们能做得更多。
我要求读者注意的最后一件事，是他无与伦比的多才多艺以及胜任许多事务的能力。没有大量读过他的传记的人，或者没有读过他的精彩日记的人，可能无法充分认识到这一点。最反对的、最不喜欢的事，最美丽的、最琐屑的事，最俗不可耐的事、最属灵的事，这一切都收在他的脑海里。他为这一切找时间，就这一切提供指导。一天，我们发现了他的五十卷神学作品——《基督教图书馆》（Chrisitan Library），浓缩了古老的神学思想；又一天，我们发现他在给整本圣经写完备的注解书；再一天，我们发现他在谱写赞美诗，至今，许多教会仍使用这些赞美诗称颂上帝；再一天，我们发现他在给自己的传道人起草详细的讲道指南，禁止他们大喊大叫、长时间讲道，强烈要求他们经常阅读，以防他们的讲道落入俗套。他还不允许他们饮含酒精的饮料，并吩咐他们早上要早起；再一天，我们发现他在安静地评述当时流行的文学作品，以冷静而犀利的评语批判所有的新书，好像他没有别的事可做一样。他像拿破仑一样，关注的一切不分巨细；他像加尔文一样写作，仿佛除了写作便没有其他事情可做；他传道，仿佛除了传道便没有其他事情可做；他管理，仿佛除了管理便没有其他事情可做。这样多才多艺，是能力极大的奥秘，也是许多人在世界留名的惹人注目的一个特征。既是蒸汽机又是削笔刀，既是望远镜又是显微镜，这可能是人类大脑迄今所及的巅峰之一。
如果不提到常伴他左右的非议——他在教义上属于阿明尼乌派，我认为对卫斯理的介绍是不完整的。我完全承认这些异议的严重性，也不假装为他开脱，或者为他有争议的观点进行辩护。就个人而言，我觉得无法解释，一个受过良好培训的基督徒会持守阿明尼乌的教义，认为该教义完美无缺，认为上帝的恩典不完美，或者否定像拣选和归功于基督的义这样的教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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