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经过四个月漫长的、波涛汹涌的海上之旅，卫斯理于1736年2月6日在乔治亚登陆。他在那里停留了两年之久。我不准备详细阐述他在那里所做的一切，只说一句就足矣：无论他做了多少好事，他的侍奉却几乎徒劳无益。部分是因为身为一名英国牧师在殖民地国家固有的种种难处。他的驻扎地，是一个新成立的殖民地，一切都混乱无序，对人对事的处理极需老练谨慎。最重要的，是他个人对福音的认识还非常不完整。卫斯理的乔治亚之旅似乎是一个极大的失败，显然他很高兴离开那里。
然而，上帝的道路高过人的道路。正如腓力去加沙的路上需要下到旷野，保罗需要在凯撒利亚狱中做短暂的停留一样，他在美洲两年的时间，也是一种“需要”（彼前1：6）。即使卫斯理在乔治亚无所作为，他也有所收获。即使对别人没有什么教导，他也学到了许多。在离开英国前往美洲的路上，他在船上认识了莫拉维弟兄会(Morqavians)的几个成员，并被他们在暴风雨中超然于“死亡的恐惧”（来2：15）之上而深深地触动。在乔治亚登陆之后，继续与他们保持着交往，令他惊讶的是，他发现存在像个人蒙上帝饶恕这类的确据。这些事情与他在殖民地的侍奉期间遭遇的罕有的试炼、困难和沮丧相结合，给他的思想带来极大的影响，使他对自己和福音较以前有了更多的认识。1738年2月1日他在迪尔登陆，这时的他较以往更为谦卑也更有智慧，成了圣灵真正在里面工作的对象。
有关他这两年期间的信仰经历和叙述非常有趣。我将抄录其中的一两件事。
在1736年2月7日，他写道：
一在乔治亚登陆，我就个人的行为举止向一位德国牧师斯潘根贝格（Spangenberg）寻求建议。他答复说：“我的弟兄，我首先必须问你一两个问题：你自己里面有确据吗？上帝的灵是否与你的灵同作见证，证明你是上帝的孩子？”我感到很吃惊，不知道如何回答。他看到了这一点，继续问道：“你认识耶稣基督吗？”我停顿了片刻，说：“我知道他是世人的救主。”他回答道：“对，但是你是否知道他救了你呢？”我回答说：“我希望他死是为了救我。”他又问道：“你认识自己吗？”我说：“我认识。”但是我担心我这些话是徒然的。
1738年1月24日，在回英国的旅途中，他在甲板上写了下面的话：
我去美洲要使印第安人归信基督，但是，哦，谁能使我归信呢？谁能救我脱离这不信的恶心呢？我有像夏天一样美好光鲜的宗教。我可以讲得很动听，而且相信自己，没有危险临近。但是若直面死亡，我的灵魂就深感不安，我也不能说死亡对我是有益处的。
在1738年2月1日登陆英国的那一天，他说：
从我离开故土向乔治亚的印第安人宣讲基督教到现在，已有两年零四个月。但是这段时期，我对自己了解了多少呢？我被差往美洲去让人归信，而丝毫没有觉察，自己竟从来不曾归信上帝！虽然如此说，但我并没有发疯，我讲的都是事实，也很冷静。
若说我有信心——从可怜的安慰者的口中，常常听到这些——我的回答是，魔鬼也有这类的信心。但是他们对应许之约仍然非常陌生……我所要的信心，是全然信靠上帝，确信借基督之功劳，我的罪已得饶恕，我已与上帝和好。我希望得到圣保罗向世人举荐的信心，特别是他在《罗马书》中所说的那种信心，这种信心让每一个拥有它的人大声说，“现在活着的，不再是我，乃是基督在我里面活着；并且如今我在肉身活着，是因信上帝的儿子而活，他是爱我，为我舍己”。（加2：20）我想要这种有内在确据的信心。
像这样的一些记述颇有教育意义。它们教导了一个世人慢慢才能学到的重要功课：我们可能非常认真、非常敬虔，但是却没有真正灵魂得救和得安慰的信仰；我们可能勤于禁食、祷告、使用种种形式和规条，参加圣餐礼等，却对内在的喜乐、平安或与主的相交一无所知；而且，最重要的，我们的生活可能合乎道德要求，在善行上多有劳苦，但却不是基督的真信徒，还没有做好离世面见上帝的准备。哦，如果每个讲坛上都宣讲这样的真理，如果每次聚会都要求这样做，这对教会该多好！成千上万的人，不知道这样的真理，徒然行走在阴暗的幽谷，全然不知道自己还死在罪中。若有人想知道一个人靠外在行善可以行多远却还不是基督徒，可以让他仔细研究卫斯理的经历。我胆敢说，历世历代，这都是不寻常的事实。
一个像此刻的卫斯理一样饥渴慕义的人，不会滞留很久就能得到更多的亮光。圣灵在他里面开始的善工，在他回到英国后飞速地继续，直到日头在他心中升起，阴暗不复存在。经过与莫拉维弟兄会的彼得·贝勒尔（Peter Bohler）以及和伦敦的其他成员一起交谈，还有通过研讨圣经以及通过特别为上帝恩赐的生命、救赎与因信称义所做的祷告，他得以对福音有了清晰的认识，发现了单纯相信时喜乐平安的意义。在这段时期，他自己承认说，从马丁·路德写的《罗马书》前言部分曾经得到很多帮助。
1738年，无疑是卫斯理属灵生命的转折点，指明了他以后生活的方向。正是在这一年的春天，他在伦敦桎梏巷（Fetter Lane）莫拉维弟兄会的小礼拜堂内开始成立了一个宗教会社，这个会社是后来成立的所有循道会会社的雏形。这个小会社制定的规则，经过补充、修订和改进，成了今天循道会的内在组织结构说明。在这段时期，卫斯理也开始在伦敦的许多讲坛传讲他学到的真理。和怀特菲尔德一样，他很快发现，若是宣讲凭恩典得救和因信称义，讲过一次，几乎便不允许再讲。在这年冬天，去德国莫拉维弟兄会社区访问回来后，他对家乡的异教崇拜开始采取激进的措施。在邻近的布里斯托尔（Bristol），他也效法怀特菲尔德在露天和室内或者可以将人召聚起来的任何地方讲道。
现在到了卫斯理生平的一个关键时刻，从此，与他伟大的同辈怀特菲尔德一样，他们的故事始终如一、坚定不移地向前发展，直到他们离世的时候。详细阐述某一年或另一年的故事没有什么意义。他总是在忙一件事，而且是同一件事——传道和以某种方式传扬福音。有53年之久——从1738年至1791年，他一直这样，总是很忙碌，总是在忙同一件事：抨击各地的罪与无知，在各处传悔改归向上帝，相信我们的主耶稣基督的真道；开启罪人的眼睛，带领慕道的人，发展圣徒。他永不疲乏，从不偏离自己画出的路线，也从不考虑能否成功。只有那些阅读他50年间写的日记的人，才能对他完成了多少工作有些微认识。可能从来没有一个人可以做这么多工作，又能做好所有的工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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