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奔波在战争前线》 第二部分
《奔波在战争前线》 进入沙姆沙通难民营

    我们顾不上吃口午饭，沿途叫上已经熟悉的哈菲斯为我们指路。谁知这位难民营出身的小伙子开始还吹牛说自己路熟，后来却也转了向，带我们走了不少冤枉路。最后还是路遇一个开拖拉机的司机好心带路，才总算找到了地方。沿途山路坑洼不平，害得孙浩的丰田熄了好几次火。

    有20年历史的沙姆沙通难民营建在一座光秃秃的山上，是由联合国难民署和当地政府联合修建的。目前居住着1万多个家庭，约10万难民。最早的一批难民同样是20世纪70年代末至80年代、阿富汗遭受前苏联入侵时逃到此地的。其中也有部分是阿富汗局势紧张以后，刚刚逃来的新难民。前者一般住土坯房，而后者大多住在临时搭起的帐篷中。

    来到沙姆沙通难民营门口，递上“许可证”，我们被一群阿富汗把门人“验明正身”后，领到一间小屋里坐下。不久，一些穿戴讲究，一看就是有身份的人物与我们见面。通过哈菲斯的翻译知道，他们过去在阿富汗都是一些地位显赫的人物，如部落长老、政府官员、地方军阀头目等。“有塔利班的手下吗？”我偷着问，哈菲斯使个眼色点点头。由于语言不通，人家讲普什图语，我们讲英语，没讲几句，彼此就只剩下点头微笑或者大眼瞪小眼地喝茶的情景了。我们的眼光不时瞥向一位在抗苏期间当过军队指挥官的人。他满脸通红，眉宇间露出几分凶相，孙浩和我都认定他是“塔利班”。

    出发时，一位端着枪的警察二话不说，挤进我们的汽车，一问是难民营派来保护我们的。此时，我们才发现，同行的还有美国NBC（美国全国广播公司）的电视记者。开始我惊叹美国记者还挺能钻，反过来一想，我们能托关系、走后门，人家老美就不会花些美金、施个美人计什么的。我和孙浩嘀咕，这时可不能听我摄影部老板徐祖根“要多跟美国记者在一起”的话，眼下必须和美国记者划清界限、保持距离。塔利班最恨美国人。万一难民营藏匿的塔利班士兵向他们打冷枪，我俩可就成了炮灰了。

    难民营里的景象让人心酸。每座帐篷里几乎都是空空荡荡，除了一些破被褥，就是几件熏得发黑的炊具。难民营里除了妇女和孩子就是老人，很少见到青年人。难民们告诉我，许多阿富汗青年被塔利班强行征兵，侥幸逃到这里的年轻人又不得不出外流浪打工。我们走到一处摇摇欲坠的土墙前，一个四五岁大的小女孩不错眼珠地盯着我和我的镜头，竟吓得哭起来。我赶快拿出10个卢比塞到她的手上，小姑娘顿时停止了哭泣。望着小姑娘眼泪汪汪而又满足的神情，我心里一阵发酸。10个卢比的给予，已经让她感到莫大的欢欣。

    可能是有当地人和警察保护的缘故，我们的采访拍摄没有遇到太多的麻烦，这已经让我们感到幸运。

    10月的巴阿边境依然出奇地热。我从临时帐篷区到土坯房居住地，登高、爬坡、上墙、跨沟，一会儿就忙出满身尘土和臭汗。正当我拎着相机四处抓拍难民里的镜头时，发现美国记者的镜头正在瞄准我。我下意识地赶忙躲闪。没想到老美友善地眯起眼睛，冲着我点头笑了笑，那意思仿佛在说：“朋友，你的镜头和难民一样精彩。”

    一路上，我不时地自报家门：“我是中国记者。”有时看对方不明白，干脆扯起我用红圆珠笔写在摄影背心上的“XinhuaChina中国新华社”让他们看，一是希望争取些好感，二来真的撞上塔利班士兵，想必他们也不会向“中国”开枪吧。

    40多岁的默罕默德正蹲在帐篷前，皱着眉头抱着收音机听新闻。我凑过去一问，知道他全家是从阿富汗南部城市坎大哈逃出来的。当问及他对局势的看法时，他的回答是：“不支持塔利班，更不支持美国。”这也是我采访难民们时，得到最多的回答。

    一位会讲些英语的40岁上下的中年人给我当了临时翻译。他边走边问我：“你支持美国还是支持塔利班？”“中国支持谁？”……一连串严肃的“政治问题”弄得我警惕性倍增，思前想后的回答是：“中国人民永远站在阿富汗人民一边。”这句像外交新闻公报的回答让他既满意又不满意。“塔利班凭什么与美国作对呢？”我问。他想了想说靠“念经”。他说像许多穆斯林一样，他每天都赶早起来念经，每天5次，总是雷打不动。据说，许多塔利班士兵即使在战场上，每天也都要拿出随身携带的《古兰经》，坚持诵经。“那样会不会影响打仗呢？”我有些不解。“不会，真主会帮助他们打败敌人。”类似的回答，我听旅馆里的管理员法努克也说过。

    对于许多穆斯林来说，人世间最重要的事不是事业、金钱、爱情等，而是“念经”。他们的回答尽管让我感觉新鲜，但仔细一想又感到其实挺正常，这或许就是信仰的力量吧。

    在“保镖”警察的催促下，我们不得不赶在天黑前离开难民营。望着眼前瞪大眼睛盯着我的孩子，我禁不住走过去和他们照张纪念照。照片上，孩子们乐得很开心，我却乐不起来。不开眼的警察把他的AK－47步枪伸进了画面，好像是我和孩子们在他的枪杆子底下合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