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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月6日,战争爆发前一天,也是我抵达巴阿边境采访的第18天。
这些天,我几乎每天都与后方通电话,希望得到较为“明确的指令”,比如“设法或立即进入阿富汗采访”之类。但得到的除了领导和同事们关切的慰问,就是“千万别擅自行动!”的告诫。对此,我虽然心中焦急,可又没办法。
无奈中,我只好将注意力集中到反映难民的生活上。当时,被逼无奈地蹲守在白沙瓦的数百名记者,也大多将采访的焦点转向阿富汗难民营。但是,巴政府却不允许采访难民营,急得很多记者哇哇直叫。
“为什么不让记者采访难民营?”我们曾经愤愤不平地追问过当地的记者。那位报纸记者神秘地回答:“难民营可是个复杂诡秘的地方,说不好还藏着塔利班战士呢。”他的回答让人将信将疑,却更勾起我们要设法进入难民营采访的好奇心。
10月6日上午,我们怀揣着尼亚兹写的纸条,连哄带撞地闯进了当地政府内政部部长的办公室。偌大的部长办公室,除了桌上的一堆文件纸,基本见不到像样的现代办公设备。约摸50岁上下的部长显得十分疲惫,手托着下巴,边看文件边听取我们的陈述。我们想进难民营的理由很充分,也很正当,如“13亿中国人民想知道阿富汗难民现在的真实情况”、“呼吁国际社会帮助巴基斯坦解决难民困难”、“用客观报道澄清某些外国媒体对难民情况的不实报道”等。看我们说得差不多了,部长终于开口:“根据可靠的线索,难民营很可能潜伏着一些逃出来的塔利班战士和‘基地’组织成员。你们外国人跑进去万一出了问题,我们担当不起!”他还告诉我们,目前已有上百位外国记者提出申请,都已被拒绝,理由很简单:“为了保护记者的安全。”
眼见在部长那里捞不到好处,我们只得赶到当地政府新闻部去“坐等”。新闻部挤满了外国记者,我们耐心地等了半天,发现那个从前曾陪同我俩去边境线采访、并拿过我们好处的老头儿,一直在和几位西方记者嘀嘀咕咕,对我们视而不见,似乎早把我们“贿赂”他500卢比(当时1元人民币约合8个多卢比)的事抛到脑后。“这老头肯定拿了人家更多的好处。”我们心里有气可又没办法。当时的500卢比的小费,对我们来说是个大数目,可比起那些一出手就是几十甚至上百美元的美国、日本记者,我们也只得自叹不如。
情急中,我们站起身,驱车闯到西北边境省难民事务委员会,找官员哈菲兹先生,拿出死缠硬打的办法,硬是“泡”在老先生的办公室不走。多次接受过我们采访的哈菲兹已经60多岁,他真有些拗不过我们这两个“来自兄弟国家”的记者,最终一咬牙,给我俩特批了一张去沙姆沙通(Shamshatu)难民营采访的许可证,此时已是午后两点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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