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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往的经验告诉我,初到一个陌生地方采访,绝不能放过周围一切可能利用的信息和线索,包括偶然见到的奇事怪事、道听途说的“小道消息”,以及不经意遇上的各种人物。即使是一个多年前仅有一面之交、连人家模样都记不住的人留下的一个电话,都可能会给我们的采访带来意想不到的收获。
“给尼亚兹打电话!”人急的时候也容易产生智慧。孙浩拨通了在联合国难民事务署工作的尼亚兹先生的电话,尼亚兹竟然约我们见面。我们高兴地预感到,必须像抓住“救命草”一样紧紧抓住尼亚兹。原因很简单,在白沙瓦除了认识尼亚兹,我们谁都不认识。
一个多小时之后,我们边走边打听,七拐八拐地终于找到了联合国难民事务高级专员署(UNHCR)驻白沙瓦办事处。门前有三四个警察站岗,门卫透过大铁门上仅有的巴掌大的窗口向我们仔细盘问后,我们被带进尼亚兹的办公室。
尼亚兹看上去约有40来岁,头发和胡子梳理得很整齐。他一边忙着接听电话,一边热情地招呼我俩坐下。了解后得知,尼亚兹作为巴基斯坦当地的高级雇员,已经在联合国难民事务署工作了近10年,是个地地道道的难民事务专家。看得出来,他属于那种职业素质较高、讲究工作效率的官员。
“你们有些什么打算?”尼亚兹直入正题。
“想到边境线上去采访。”我俩干脆地回答。
“这时去边境线很困难,你们知道,政府已下令关闭巴阿边境。没有政府新闻部门的批准,任何外国记者不准过去。”尼亚兹一副公事公办的腔调。
见直来直去效果不佳,我们赶紧换个话题,聊聊对白沙瓦的印象,谈谈中巴的友谊。我俩把北京足足地吹嘘了一番之后,欢迎他来北京参观,并许诺等他到北京时,我们一定给他作向导,还要请他吃北京烤鸭和火锅。
虽说我们开的是“空头支票”,还是让尼亚兹感到愉快。见他高兴时,我们话锋一转,旧事重提。尼亚兹已看出我俩的心思,笑了笑拿起电话机连拨了两个电话,用当地的普什图语叽里咕噜地与对方说了一阵。他放下电话,扭脸对我们说:“我只能给你们介绍一个朋友,去那里碰碰运气吧。”
我们兴奋地接过尼亚兹先生随手写下的纸条,开车直奔当地的政府新闻部。
我们一路打听,可当地人讲的带有浓郁南亚口音的英语,连孙浩这个英语口语相当不错的高手,有时也不得不竖着耳朵听一会儿。那种阴阳怪气的发音,对于我这个英语“底子薄、水平底”的人来说,实在感觉困难,尽管我也算南征北战,跑过一些国家,从来不怵和老外交谈。大学毕业后,我也曾进入新华社汤姆森国际培训中心进修过;到香港后,我还自费2000多港币利用业余时间跑到英国语文学会学习,自以为英语听说的水平基本过关。1997年随中国青年代表团访问日本时,我竟被“糊涂”的团员们误以为是英语专业毕业。然而,好汉不提当年勇。眼下,面对生涩难懂的南亚英语,我真感到有些力不从心。
打听来打听去,最后我俩还是花了50卢比,让开三轮“蹦蹦”车的司机带路,才总算在一大片民居里找到白沙瓦政府新闻部的小院子。正要进门,旁边墙上贴出的一则白纸黑字的通知引起我们的注意:“根据政府规定,外国记者申请赴边境线采访的最后期限是2001年9月20日。”这条“最后通牒”式的消息,让我俩一阵紧张,不由分说赶快冲进院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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