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潘教授的回音姗姗来迟，而且严格地说，不是回应，而是报丧：潘老寿终，希望我去参加追悼会。我突然有点害怕，担心是我的稿子——顾老讲的故事——把他气死的。话说回来，如果确凿如此，我更应该去追悼。我没有选择，惴惴不安地前往。
果然，潘教授告诉我，他父亲正是在看我稿子的过程中突发心脏病，撒手人寰。他以一贯的口吻，文质彬彬又带着思辨的色彩这样对我说：
“毋庸置疑，你的书稿是直接导致我父亲去世的诱因，但不见得他一定是被气死的，从理论上说也可能因愧疚而死。我觉得，如果你写的那些是真的，我父亲在如此高龄的情况下依然谎话连篇，真是……怎么说呢？令人羞愧啊。我父亲在医院里躺了七天，期间多次想开口说话，终是一语未破，所以我们难以确定他到底是因何而死——这也符合他的身份，带着秘密离开我们。”
我感到无地自容，像害死了一个婴儿，不知该如何谢罪。
潘教授倒好，非但不责怪我，反而主动宽慰我，用的仍然是考究的书面语言：“对一个已经九十几岁高龄的老人，死亡是他每天都要面临的课题，甚至一个突发的喷嚏都可能让他走。你起的作用无非就是一个喷嚏罢了，所以大可不必有什么心理负担。我是父亲唯一的孩子，父亲走了，我可以代表父亲向你承诺，我们潘家人决不会追究你什么的。如果需要，我可以为你立字作据。”
之豁达，之通情，之友好，令我感激涕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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