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十万人生命铸就的丰碑汉江的神性与巫性
1958年3月，中央政治局在成都召开扩大会议，会议决定修建丹江口水库。
毛泽东在会议上讲了这样一段话：“打开通天河，白龙江，借长江水济黄，从丹江口引汉济黄，引黄济卫，同北京连起来了。”
成都会议之后，6月7日上午，湖北省省长张体学就在湖北省人民委员会召开了修建丹江口水利枢纽第一次预备会，根据当时的条件，他提出工程要“土法上马”，即“以土为主，土洋结合，先土后洋”的建坝方针。8月8日，他又主持召开了第一次工程会，提出9月1日开工。当时决定“三年建成丹江口大坝工程”，事实上，丹江口工程前后用了20年时间，可在当时“大跃进”年代，狂热的激情掩盖了所有的理性，没有人对“三年建成丹江口大坝工程”提出质疑。于是，在没有严格的规划和设计审批、没有施工机械和技术力量、没有财力物力的充分准备下，丹江口工程在全国“敢叫日月换新天”的“大跃进”中开工了。
湖北省和张体学让工程紧急上马，应该说是有历史原因的——根治三年两溃、十年九淹的汉江水患，一直是湖北省和省长张体学的夙愿。自1953年他主抓全省的水利工作以来，曾经多次向毛泽东、周恩来汇报湖北的洪涝灾害情况，要求在兴建了汉江杜家台分洪工程之后，兴建根治汉江水患的关键工程——丹江口水利枢纽。
发源于秦岭南麓的汉水，其干流横贯陕南，经白河进入鄂西北，从丹江口跨过江汉平原，直至武汉注入长江，全长1542公里，流域面积174万平方公里，流域内雨量充沛，径流丰富，气候宜人。丹江口以下，两岸土壤肥沃，农产富饶，盛产水稻、小麦和棉花。江汉平原更是地势平坦，湖泊棋布，沃野千里，素称鱼米之乡。汉江的富饶孕育了沿江两岸近百座城市，尤其是在长江、汉水的交汇处，最终形成了武汉这座具有“东连苏皖，西接川陕，南临湘粤，北抵豫冀”且享有“九省通衢”美称的古老城市。
具有两千年历史的武汉，由武昌、汉阳、汉口三镇组成，俗称“武汉三镇”。而汉阳、汉口均为汉水孕育，明代“灯火千帆竞，楼台万井烟”即是对汉水入口处的汉口镇的称颂，汉口镇在明清两代同河南的朱仙镇、江西的景德镇、广东的佛山镇一起，号称全国四大名镇。于此，武汉即成为一座两水分隔、三镇鼎立的独具特色的天下著名江城。
然而，汉水也有它暴戾的一面——
汉水在武汉市区的江面很窄，最窄的地方赫山和入江口还不到200米宽，同中游宽阔的江面相比，这一段好似瓶颈。也因此，柔情无限的汉江，在给人们带来富饶、温润的同时，也给中下游人民带来了无穷的灾难。汉江中上游洪水峰高量大，来势迅猛，径流分配很不均匀。下游河槽愈下愈窄，到武汉的“汉口”处宣泄能力递减，又常受长江水位的顶托，每遇洪水极易成灾。1935年就溃口14处，光化（今老河口市）以下悉成泽国，淹没耕地670万亩，受灾人口370万，淹死8万余人，可见汉江洪水灾害之甚！从1931年至1948年的18年间，汉水发生大的水灾有9次之多，11次溃口。1949年前夕，达到三年两溃的严重地步。当时，在江汉平原流传着这样一首民谣：“汉江大水浪滔天，十年倒有九年淹。卖掉儿郎换把米，卖掉妮子好上捐。打死黄牛饿死狗，背起包袱走天边。”
记忆中，童年的我总是牵拉着母亲的衣襟到郧阳府小南门看“大水”，那时，我们不把汉江咆哮的洪水叫“洪水”，我们都叫“大水”。“大水”来时，江面上狂奔而下的浪涛和浪涛中翻滚的树木、竹排、猪牛、棺材、尸体给我留下了深深的恐惧，与平日里宁静而美丽的汉水形成极大的反差，以至于到20世纪80年代我开始最初的写作时，在《女人河》中把汉水写成了具有双重性格的“女人”：我故乡的大河，是女人河。
像女人温柔而闪亮的裸臂，故乡的大河，轻轻地搂抱着飘摇的我故乡的小城。
很小很小的时候，母亲就讲给我一个外婆的外婆讲过的很古老、很忧伤的故事。很长很长的岁月，大河把这个故事漂逝得很远很远。
于是，在江风清浪里长大的我，就认定故乡的大河是女神，也是巫婆；是博爱，也是女性狼……这便是汉江在我童稚的心中留下的难以磨灭的意象。
于是我想，当年在汉江上修建第一座大型水库时，无论是省长还是百姓，更多的是为了根治汉江水患。
他们看到的是巫性的汉江。
张体学仅用三个月的时间，即调集了湖北、河南16个县的10万民工，云集到了丹江口。
1958年9月1日，在丹江口汉水右岸凤凰山，开工的炮声炸响了宁静的汉水峡谷……
1959年12月26日，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国务院副总理
李先念（右），在施工现场听取湖北省省长兼丹江口工程
总指挥长张体学（左）汇报（十堰图书馆文献部）
十万人云集丹江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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张体学讲：“丹江口工程是湖北和河南两省的大型水利工程，完成后，对两省农业发展大有好处。襄阳和荆州以及南阳是主要防洪区，要担负起这个任务。”
军人出身的张体学把10万民工全部实行军事化编制，组成民兵师。当时，郧阳属襄阳地区所辖（1954年郧阳、襄阳分设），张体学命令湖北襄阳地区调集5万民工，组建4个师；河南省南阳地区调集2万民工，组成2个师；湖北荆州地区调集2万民工，组成2个师；另有从淮河委员会和武汉水利部门等地来的工人和工程技术人员组成机械师，共计9个师，9个师又分别由左翼兵团和右翼兵团统领。每个师均由一名县级领导担任师长，另一名县级领导担任政委，下设团、营、连。一个公社为一个团，一个团有7个营，一个大队为一个营，一个小队为一个连。
据时任襄阳专区专员的夏克回忆：“我记得民兵师的组建情况是这样：第一民兵师由襄阳地区的均县民兵13600人组成，县长罗玉隆任政委，武装部长常居春任师长，共青团书记费正华任副师长；第二民兵师由襄阳地区襄阳县、房县、郧西等县组成，襄阳县委第二书记李新任政委，武装部长周金贵任师长，副县长刘家祥任副师长；第三民兵师由襄阳地区宜城、光化县民兵组成，宜城县委书记苏凤堂任政委，宜城县武装部长公兴厚任师长，光化县副书记徐守玺任副政委；第四民兵师由襄阳地区郧县、竹溪、竹山等县民工组成，郧县组织部部长祁长安任政委，郧县武装部部长余正才任师长，赵书贵任副政委。第五师由河南淅川1万民工组成，第六师由河南邓县1万民工组成，七师、八师2万人由荆州地区的天门等两县民工组成，另有一个机械师。共9个师。
“我把张体学省长的安排向襄阳地委汇报后，地委让我提出指挥部的具体意见，以便文字下达。我提出：10万人到一个山洼，吃、住都是问题。接着我建议民兵要带的工具，除自备生活用具外，在生产用具方面应每人自带雨布三尺，铁制工具若干，一担筐子，一条扁担，每100人要带10辆板车，小卖部一个，铁匠、木匠、理发匠俱全，以便到工地能够长期住下，投入生产。
“这个时期，地方正在大炼钢铁。我担负着地区大炼钢铁第三片、南漳东巩区任务，当时并没确定我到工地来。直到10月末，大批民工到达工地后，吃、住、用顿时成了大问题。有的民兵师划地片挖红薯吃，有的民兵师向本县打电话要求送粮食。在工地生活没有办法的情况下，张体学到襄阳地委召开会议，叫地委派管财经的专员到丹江口工地，说是临时借用一年，生活正常化后再回地区。我长期负责财政经济工作，这样我就来到了丹江口工地，负责物资供应工作。
“我从地委来工地时，关于物资供应问题地委有一个初步方案。拟定10万人的粮油供应，主要由均县、郧县、郧西、竹山、竹溪和房县6个县供应（此6个县后来全部划为郧阳专区——笔者注）。实际上述6个县每年上交粮食4000万斤左右，缺口部分由随县、宜城两县补给。襄阳地委不断催促各县，每月向丹江口集中5万公斤粮食，在不足的情况下，可通知随县、宜城调运5000至10000公斤……”
我们从夏克遥远而清晰的回忆中，不难看出10万民工云集的丹江口，衣、食、住、行将要面临怎样的艰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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