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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54年5月19日，由苏联专家建议、李先念同志批准，二汽将青山厂址转让给华钢(现武汉钢铁公司)，另选武昌东湖与沙湖之间的水果湖作为厂址，并制订总体布置方案。
1955年初，一机部向国务院报告说:“武汉厂址介于两湖之间，空中目标显著……拟另选择厂址为妥。”并建议将呼和浩特和成都、绵阳一带作为厂址选择区域。4月底，根据一机部意见，筹备组将选厂重心移至四川成都和绵阳一带，并进行厂址地质钻探工作。
鄂西北山谷在静静地沉睡，命运之神的目光远离开这片山地……
中苏关系发生了历史性的变化。设计工作随即停止。1957年8月，二汽筹建工作下马。
1961年1月，八届九中全会通过“调整、巩固、充实、提高”八字方针，两年后，中国终于渡过了全民族饥饿的非常时期。1964年毛泽东提出“三线建设”意见时，再次提到建设第二汽车厂的项目。
1954年4月，一机部向党中央并向周恩来总理写报告，建议在第三个五年计划期间，在内地建设一个能生产一吨到八吨各种载重汽车的生产基地。7月，再次向中央和周总理报送“第二汽车厂建设方案”。11月，段君毅副部长飞抵四川，向正在四川视察工作的邓小平同志请示，根据中央关于川汉铁路改在长江北岸建设的决定，二汽可在襄(樊市)渝(重庆市)沿线选择厂址。邓小平说，厂址随铁路变动而变动，理所当然。并就此意见请示周总理，周总理同意并即刻报告毛泽东。厂址选择随即转入鄂西北。
鄂西北突然惊醒，仰起苦难的头颅，他看到了一种冥冥中的冀盼……
1954年12月21日，中国汽车工业公司批准，决定成立第二汽车制造厂筹备处，由饶斌、齐杭等五人组成领导小组。筹建处克服重重困难，开始了全面筹备工作，他们在鄂西北均县(现丹江口市)、老营(现武当山镇)设临时办公室，条件极其简陋艰苦，他们只能是提着皮包到现场办公，走到哪里工作到哪里。
这年10月，由一机部副部长白坚主持，在武当山脚下的老营召开现场会议，正式确定二汽厂址位于武当山北麓、汉江南岸、老白公路和襄渝铁路两侧。东起白浪、西到花果，东西约32公里、南北约85公里、四周约150平方公里的区域里，设计建设26个专业厂。
此时，应该说命运之神已飘然而至，当她在鄂西北山顶凝眸的瞬间，她对这片苦难而英雄的土地顿生无限的怜爱与同情——
此间，丹江大坝已高高耸立，汉江已被拦腰截断。滔滔江水正一寸一尺地在吞没鄂西北人的家园。几十万人正扶老携幼，离开祖祖辈辈生存的土地……
中国汽车工业创业的不幸之一，是它从孕育到诞生始终处在“文革”的动乱之中。不断的干扰使汽车工业的拓荒者们始终处在巨大的痛苦之中：1967年4月1日，二汽在十堰火炉子沟举行开工典礼，没几天就被迫停工，职工纷纷离开现场，停工“闹革命”，中国汽车工业的泰斗饶斌被群众组织抓到长春审查、批斗。艰苦的建设条件使人们对厂址的选择不断提出质疑……
1968年，“厂址之争”再次掀起波澜。11月19日，国务院周总理不得不紧急做出指示：二汽厂址可以确定为湖北郧县十堰地区进行建设。这位受中国人民无限崇敬的伟人，用他神灵般慈爱、高贵的声音，结束了长达十几年、历经坎坷的厂址选择和筹建阶段。
……扶老携幼、背井离乡的鄂西北人回眸一望，透过悲怆，他们发现，命运的福佑神已在故园的崇山峻岭站定，目光深沉而坚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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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69年1月，二汽建设指挥部成立。
随后，全国各地的建设大军汇集十堰，北京、南京、上海等全国16个省、30多家工厂、140多个科研单位、560家机床厂的近万名优秀科技人员和工人来到了二汽；
长春第一汽车制造厂1200余名优秀管理干部来到了二汽；
近两万名复员退伍军人和郧阳、孝感的农村城镇青年来到了二汽；
上海2000名六八届初、高中毕业生来到了二汽；
上海、武汉3500名中专毕业生来到了二汽；
武汉650余名医务人员来到了二汽……
数万名鄂西北人和二汽建设者们云集十堰，他们头顶蓝天，脚踏荒山，住芦席棚、点马灯、吃红薯叶干菜、喝盐水……在极端艰苦的自然条件和物质条件下，架桥铺路，引水送电，安装设备，调试攻关，建干打垒厂房，为打中国汽车工业的翻身仗，他们进行着最艰难的创业。
鄂西北，沉睡了亿万年的山谷苏醒了。
从1975年6月15日，第一辆EQ240两吨半越野车缓缓开下装配线到如今，短短30个春秋，东风汽车公司(1991年4月，二汽更名为东风汽车公司)为我国汽车工业创造了举世的辉煌。
如果说，170多年前，那位饱经风霜的法国人托克奎维尔到达米歇根半岛时，他并没有预料到他的子孙们后来能使半岛上的一座城市——底特律，日后成为北美洲乃至世界的一颗璀璨的明珠；那么，36年前，踏荒而来的中国汽车工业的创业者们却是明明白白要在鄂西北崇山峻岭中建起一个现代化的汽车城的。他们将在这里进行最卓绝的战斗，这就是鄂西北人不幸中的大幸!
多年之后，鄂西北人聚在一起时，依然在议论：二汽厂址选择过程中，任何一个环节出现变化或闪失，鄂西北人都将面临另一种选择。于是，他们觉得，在鄂西北人命运的悲怆与风险中，潜伏着一种禅机——漫长的奉献与苦难之后，总会迎来为改变命运的征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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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共郧阳地委顾问、原郧阳地委副书记、行署专员李才于1991年和2005年两次接受了我的采访，李才告诉我：1947年郧阳全境解放后，在陕南行署领导下，组建了鄂陕地委、专署，下辖郧县、郧西、竹山、竹溪、房县(含今神农架林区大部分乡镇)、均县(今丹江口市)。地委、专署所在地设在郧县县城，此为从明代至今近600年的郧阳府城。1952年撤销地区建制，所属各县并入襄阳地区(今襄樊市)。
60年代初，毛泽东发出加强三线建设的号召，由于郧阳所处的特殊地理位置，中央决定，恢复郧阳地区建制，以适应三线建设需要。
1965年7月，组建了郧阳地委、专署机构，新机构所在地仍在郧阳府城。1967年地委、行署迁往十堰。这个新的领导集体带领郧阳人民开始了郧阳历史上永远令人难忘的阶段……
李才，这位带领鄂西北人历经了种种艰难事件的老人回忆——
1967年，郧阳地区工作发生转折，各级干部在“文革”的困境中承担起三线建设的重任。这一年，“文化大革命”进入新的阶段，第二汽车制造厂也在十堰开工建设，首批建设队伍开进工地。新的“革命高潮”与“三线建设高潮”同时展开，而且“相悖而行”。三线建设迫切要求尽快恢复正常工作、生产和生活秩序，“文化大革命”则强制推行“大批大斗大夺权”。在这种情况下，郧阳地区的干部在“靠边站”的异常困难情况下，承担了以支援二汽为中心的三线建设重任，创建了永志后世的业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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