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选择字色： 选择背景色：
回书目 
回眸如歌如泣的岁月
也许，读者从“卷一”中发现，我用很长的篇幅对人类尤其是北中国某些省市发生的“水资源危机”在做一种揭示，做得很辛苦也很郑重。我这样做的目的是因为我现在进入的写作主题离我们习惯的关注方式有间距，我们对大自然中的事情太漫不经心了！我们太忽略与我们生命为一体的“水”了！我们也太容易轻视与己无关的他人劳动了。
我曾在我的一部书中写道：我是一个看重“价值意义”的劳动者，对于意义的追寻和理解总是困扰着我。我所要写的和所要做的对于社会、自然、历史、他人究竟有什么意义?我不断诘问自己的同时就有了一种担心，那就是如果没有某种程度对于我现在的写作意义的解释和阐发，我就无法和我的读者沟通，我们之间的交流纽带就随之碎裂。人类社会存在的本质，决定了理解和相互理解，包括对于世界，对于历史、文化和人的理解。而理解的传导应该是对意义信息的有效释义。这便是我为什么要把当今人类面临的水困境尽可能多地进行着量化或非量化地叙述，我知道，我在企望寻求一种叙事的“微言大义”，我更企望在这种寻求中把我后面要叙述的鄂西北人与汉水、汉水与丹江口水库、丹江口水库与南水北调之间发生的事情，赋予一种意义的光辉。也许，我又一次落入康德批判哲学的陷阱，那就是在提出关于事物本质问题之前，首先要考察我们认识的能力和知识的客观性。
在中国的版图上，丹江口何时变得如此光辉耀眼？中国85万多座水库，丹江口水库何时变得如此举足轻重？
丹江口水利枢纽工程位于湖北省丹江口市，汉江与其支流丹江汇合口下游800米处。这项工程始于1958年，1973年建成，这是汉江上迄今为止最大的水利工程。事实上，当年丹江口水库的兴建与南水北调有着千丝万缕的关系。1958年，在成都政治局会议上，中央作出兴建丹江口水利枢纽的决定。当时设想，从汉江丹江口向华北引水，设计丹江口大坝蓄水位170米，周总理在兴建丹江口枢纽的批示中也指出：“丹江口枢纽近期以防洪、发电、航运为主，但不排斥远景引汉济淮济黄。”然而，枢纽建设期间，国家遭遇三年自然灾害，中苏关系紧张，参与设计的苏联专家撤走。继续实施南水北调，已为当时国力所不能承受，迫不得已，只有修改最初设计，先建一期工程，将大坝蓄水位由170米降到157米，待以后国力允许时，再复建至170米。
丹江口水库现在的库容为1745亿立方米，大约相当于6个官厅水库或9个潘家口水库的库容，这是30多年后修建三峡水库之前，中国最大的水库。700多平方公里的水面比北京城区未来规划的面积还要大100多平方公里。真是“碧波万顷天际蓝”呀！
南水北调中线工程即是把丹江口大坝加高到1766米，相应库容增加到2905亿立方米，基本拦蓄年度内汉水全部来水量。届时水面由现在的700多平方公里增大至1000多平方公里！
中线一期工程于2010年通水，届时每年向河南、河北、北京、天津供水95亿立方米，2030年将供水140亿立方米。
丹江口水库初期的修建淹没了湖北省郧阳地区（即现在的十堰市）和河南南阳地区的三个县，共动迁移民383万多人，其中湖北郧阳地区的郧县、均县（今丹江口市）近232万人，河南南阳地区淅川县近151万人，38万移民是当时世界移民之最。
三个千年古城全部沉入江底，从1958年至1987年，湖北郧阳和河南淅川在长达20年的时间里，一直处在艰难而疲惫的建库和移民过程之中。中国人都知道这20年是怎样一个时期！狂热的“大跃进”、啼笑皆非的全民“大炼钢铁”、几千万人在饥馑中毙命的“三年困难”、使中华民族几近崩溃的长达十年的“文革”，这样一个时期的38万人（库区县统计为48万！）在“共产风”、“浮夸风”、“极度的饥饿”、疯狂的“打砸抢”和“极左的淫威”中，他们的处境可想而知。
他们扶老携幼、一步一回头地含泪离开故乡，他们号啕着、眼睁睁地看着倒流的江水吞没着自己的家园，他们祖祖辈辈赖以生存的汉水、丹水两岸60多万亩肥田沃地瞬间被水葬在江底，他们遮风蔽雨的房屋在一片“命令声”、“喝斥声”中被拆除，人均只有一二百元的移民经费使他们在荒山野岭、沼泽苇地里度过了几十年“刀耕火种”的日子……
在丹江口水库已经开始加高、最终完成它的使命——向北中国调水，1亿人将受惠于它的恩典之时，无论是北方受水区还是南方供水区，我们都不能忘记库区38万人民曾经的苦难，不能忘记他们亦血亦泪的牺牲和奉献，不能忘记中国特大型水利工程建设史上那段如歌如泣的岁月……
一尊八吨陨石的隐喻与象征
郧阳是我的故乡，也是我的父辈们凛然站立而又最终苦难倒下的地方。现在，人们打开地图已经找不到它的座标，它已被一个小小的、鲜红的圆圈和两个不能产生任何诗意和想象的汉字“十堰”代替。这是1994年全国实行地市合并之后发生的事情。我曾数次向当地的行政长官提问：为什么当初不把具有数千年历史文化的“郧阳”名称保留下来，而取一个30多年前还是一个乡村小镇的名字“十堰”？回答是模糊的、无奈的、惋惜的。模糊、无奈和惋惜，如同当年把我少女时代求学的城市——古老的湖北襄阳改成了“襄樊市”一样……
为了书写叙述的方便，请允许我在写到1994年地市合并以前发生在这块土地上的事情时，依然以“郧阳”相称。
数年前，一位天津的文学朋友在编辑完我的一本散文集后给我来信说：“梅洁，我很羡慕你有故乡，你把那么多美丽的文字和思念都留给了你的故乡，这是你的富有。我自小天津生天津长，长大了上大学在天津，大学毕业了工作又在天津。一生不可能再离别天津使我失去了天津。故乡作为一种意识和思念我不再拥有，仅此，比起你来我觉得我很可怜……”
读了这封信我思忖了许久也感伤了许久，原来“置身异乡”才使人拥有了永远的回归!原来离别才使“乡愁”成为纠缠我们一生一世的情结！
1960年为躲避因父亲已被划为右派、我恐惧自己要被解除学籍的政治灾难而出逃般离开故乡，从郧阳到襄阳，从襄阳到北京，从北京到塞外大漠，在我越走越远的路上，“乡愁”便成为我前行中再也无法拆迁的房屋。我因离别而失去了故乡，我又因离别而永远拥有了故乡……
1967年，即在我离别故乡7年后，汉江截流、丹江水库大坝开始蓄水发电，老家在滚滚江水的倒流中“沉没”了。7年里，我已从一位少女长成为一个青年，在汹涌的“文化大革命”运动中，当我三千里迢迢从北京我就读的大学里“偷跑”回去寻找流放在鄂西北深山里的父亲母亲、弟弟妹妹时，我是站在当年我离别时的江岸边哭了很久的，我既找不到通往父母栖息地的那条山路，也找不到那座诞生了我的老城，老城已“水葬”在江底。
走在老家的屐履印痕越是清晰地在脑海中浮现，它越是无情地被江水冲得越来越远。日后的几十年里，无论我在北方的穷乡抑或是闹市，无论我是莘莘学子还是已做了殷殷母亲，无论是走在旅途还是在某地定居，人们一听我的口音便问：“你老家是哪里?”我不假思索地回答：“湖北郧阳。”我是一个以写作为生的人，在所有场合出现的“作者简介”一栏里，我无一例外地在籍贯处填写着“湖北郧阳”。“湖北”人们都知道，“郧阳”在哪里?应该说这个既具体又飘渺、既清晰又模糊、既心寒又温暖的“郧阳”，在我心灵深处的定格早就是那座已经沉没在江底的城市!
我想，作为游子，对这座城市的寻找将成为我一生一世的情结!
回书目 
